作者：原新 王晓宇 高瑗（分别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

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由过去的人口增长压力转变为人口结构性压力，由此，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将是制约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对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形成了新的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概念由人口机会和经济红利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基础，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红利，关键取决于与人口机会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战略，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当前，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力人口数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发展步入中高速新常态是我国的客观现实，因此，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倍受关注的议题。消极人口红利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或即将消失，但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正在加强。

首先，我国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潜在机会正在弱化，但依然存续。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是人力资源供给量。人口老龄化快速进程与劳动力资源供给高峰时间重叠，既是老龄社会的挑战期，又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在1950—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4年分别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年均出生人口分别为2277万人、2583万人和2239万人。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这三个出生队列步入老龄时，必然渐次形成三个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但在成为老年人之前，他们首先是劳动力资源。

本世纪中叶以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会在目前2.3亿的基础上快速增加，预测2025年超过3亿，2033年越过4亿，2053年达到峰值4.9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从16.7%升至34%～35%，中国将跨入深度老龄化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固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它与人口红利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伴随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人力资源水平必然呈现逐步下降态势，然而从目前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力资源绝对存量依然巨大。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5亿人增至2012年的峰值9.4亿人，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量由正转负，劳动力人口总量开始进入减少阶段，但在2023年前仍然能够保持9亿人以上的规模，本世纪40年代初期依然能够保持在8亿人以上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伴随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实，60～64岁的低龄老人会逐渐变为大龄劳动力，从而减缓劳动力资源的递减速度，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规模。假如，平均退休年龄在本世纪40年代初期推迟到65岁，到2050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在8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59%。换言之，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程最快的时期，按照人口发展规律再加上通过渐进式推迟退休的政策，使劳动力数量供给一直保持高台期，可以为经济发展维持中高速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总之，我国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机会虽然正在弱化，但依然处在窗口期。

其次，我国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日渐坚实，不断强化。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是人力资本存量。质量型人口红利是西方人口红利学说创建者提出的人口红利形式，是指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过程中，人口红利会以数量方式转变为质量方式，继续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力，又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人口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为我国获取人口质量红利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的人口死亡率长期稳定在7‰上下，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6.5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9.9/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0.7‰，婴儿死亡率跌至7.5‰，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指标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为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健康基础。与此同时，教育大发展促使人力资本积累获得长足进步，2015年末，我国具有大学（含大专）受教育程度人口1.71亿人、高中（含中专）受教育人口2.11亿人；每10万人中，有大学受教育人口1.24万人、高中受教育人口1.54万人，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具有大学受教育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2年（处在高中阶段）；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3年（跨入大专和大学阶段）。目前，我国每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还在扩大，2016年，研究生招生66.7万人，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48.7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83.5万人。由于人口健康素质的持续改善、受教育年限的普遍提升而积累的巨量人力资本，为进一步开发和收获人口质量型红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之，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质量型人口红利是可持续的、潜力更加巨大和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源。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3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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