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朱蕴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帝国主义、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势力，都进行了长期不懈、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蕴山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积极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民革前辈与中共合作的光辉典范。

　　一、两次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者

　　1、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朱蕴山对中共的宗旨和纲领深表赞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者。1922年8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改组计划。1924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开始。朱蕴山作为安徽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他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6 年1 月，朱蕴山以中央特邀代表身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 月，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在安徽安庆成立包括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朱蕴山担任常务委员。“国民党二大以后，指定我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经过上海时，由中共中央介绍柯庆施同志当秘书回皖工作，柯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我为驻会常委，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以邹鲁、谢持、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亦即西山会议派。在朱蕴山等人的支持下，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相继成立，他们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积极支持北伐战争的斗争。

　　2、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

　　1927年，正当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叛变革命，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亲自策划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打击安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变(简称“三 二三”事件)，捣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左倾倾向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朱蕴山回忆说，当时蒋介石还不知道他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去南京途经安庆时，曾找他谈话。朱蕴山对蒋说：“总司令，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平天国的末路自相残杀。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 “因我不允前往南京，蒋介石就派杨虎等人亲自来党部抓我，幸好同来的北伐军政治部辛范文同志(中共党员)给我报信，才能逃离安庆。在离开安庆之前，我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及北伐军三十三军联合名义发出了反蒋通电。与此同时我又致电邓演达、徐谦等人，请他们给予支持，并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直属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脱离关系。”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安徽的国民党右派也在安庆开始“四•一六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以朱蕴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一部分转入地下，大部分转赴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朱蕴山继续当选为常务委员。7 月，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公开背叛革命，朱蕴山不顾通缉和追捕毅然来到南昌，同周恩来见了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我们这些代表来九江是很急促的，党一下命令就来了，也不是很有计划，但到了南昌第二天就起义了，因此参加其它大的活动也就不多了”1927年8月1日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在南昌起义以后，谭平山给我的任务是回武汉去动员国民党左派到广州开大会，我从南昌动身回到武汉邀请国民党左派以及地下的共产党员都到广州参加大会。”起义受挫后，朱蕴山对革命前途充满忧虑，特别是民国20 年张国焘在苏区搞肃反扩大化，迫使他痛苦地脱离了共产党。但是，朱蕴山从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仍追随民主革命的潮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3、积极开展团结抗日救亡的工作

　　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中国危在旦夕，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在八年抗战中，朱蕴山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先是返回安徽老家，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又到大西南做推动西南上层军政界团结抗日的工作。

　　在1932 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1933 年福建政变和1934 年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等活动中，朱蕴山不顾妻子病亡的悲伤、胃严重出血的痛苦，四处奔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至1937 年4 月，朱蕴山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函三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做秘密工作的朱蕴山先生赶到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叶剑英。根据中共指示，他决定迅速返回安徽老家，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3月，在安徽六安正式宣布成立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朱蕴山任总务部长(后改任秘书)。在动委会工作期间，朱蕴山首先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安排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动委会，这些共产党员当时在动委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使动委会实际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他还依靠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先后组织了省动委会直属团、委托团和县属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工作，并在40个县设立了县动委会、抗敌协会等。在36个县建立了青抗会、农抗会、工抗会、商抗会、妇抗会和文抗会等组织。

　　1939年1月，蒋介石提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民国安徽省政府执行防共、排共政策，CC 派及军统特务竭力破坏动委会工作的大好局面，朱蕴山非常气愤，于同年4 月辞去省动委会的职务，前往重庆。途中，他曾去襄阳会晤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坚持团结抗日，掩护安徽动委会中的革命进步力量。到达重庆后，朱蕴山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下，奔波于川、康、滇、桂、湘等省，坚决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联络各界民主人士，组建民盟，走访张澜、刘文辉、龙云等国民党西南军政委员，促进他们联合抗日等方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5 年6 月，朱蕴山还曾受周恩来的委托，到达柳州通过李济深和张发奎，保释了越南胡志明免受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和暗害，使其训练越南抗日救国干部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朱蕴山与高雨寒（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共产党。北伐时期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南下，临行前，会见了李大钊。李谈到西山会议派反共阴谋，估计广州将会发生变化，促他俩去上海和陈仲甫（陈独秀）商谈。1926年，朱蕴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共许多领导人都有深厚友谊，直接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朱蕴山参加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会见王若飞，“得知陈仲甫已解除总书记职务。” 1936年至1937年，“返天津后，梁化之约我三赴太原。我带毛主席亲笔密函，偕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秘密与阎锡山会晤，商谈配合抗日之措施及组合革命团体等问题。” 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朱蕴山即赴前线慰问将士，后又辗转回到南京，找到中共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剑英，董、叶赞成他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想法。“1937年国民党决定迁都武汉时，我在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剑英。他们告诉我现在团结抗日救国要紧，赞成我赶回安徽，从事发动抗日的工作……,安徽上层民主人士和各地青年积极分子，包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时云集大别山，通过动委会，开展民众抗日运动。”“1938年6月初赴武汉，请教恩来和董、林两老。同时亦会见王明、博古……”。1941年5月，“得恩来、董老等人在渝启示，去桂林推动西南军政人员团结抗日，防止蒋介石投降，贯彻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 “1943年受周恩来同志面托，并携带李济深给张发奎的信去柳州，要求张保护越南胡志明，使其免受蒋介石特务监视，并严防特工暗害，以便他在柳州训练干部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有夺取延安企图。李济深同意我去渝先会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研究，再赴成都，和张澜商量推动抗日防蒋投降计划，并决定去雅安访晤刘文辉。刘同意一致团结抗日，对联共大计秘密进行。”

　　民革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利用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历史、社会关系，把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和组织武装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主要手段，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3月，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工作大纲》，特设了以李济深为首的秘密军事小组，朱蕴山是小组成员之一，根据他的建议，民革中央在华中方面暂时特设军事行动小组，加强对华中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南进。朱蕴山负责该组的政治外交工作。在民革成员的联络与策动下，桂系、西北军旧部及川、康、滇各地方实力派，陆续派人到香港与李济深、朱蕴山等联络，寻求支持。1949年4月5日，朱蕴山等4人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乘专机到达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劝其认清形势，结束内战。同时，他们还做了大量争取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工作。由于李、白等人沉迷于“划江而治”的痴梦，此行未获理想成果。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两日后攻占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朱蕴山仍然派专人致信李宗仁，劝其“壮士断腕，放下武器”。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与之肝胆相照的老朋友。“1959年10月李济深病逝。毛主席曾亲临中山公园，绕棺吊唁，极为哀荣。毛主席对朱蕴山说：‘如果任潮（李济深）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地好啊！”1975年，“王昆仑同志曾遭‘四人帮’迫害，被监禁七年多，身心受到严重损伤。为此，我曾写信给周总理和毛主席。总理和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释放。”由上可见，朱蕴山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每到重要的关口，每一次重大的行动，他都是得到中共的指导和支持。他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可救。美蒋必败，中共必胜，这是必然的道路。”

　　三、积极维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1946年6月，朱蕴山出川飞抵南京，不久，到上海与李济深等人积极进行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时，面对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反革命内战，并在国统区迫害爱国人士的严峻形势，朱蕴山和李济深等相继转去香港。为了继续开展民主反蒋运动，朱蕴山去香港之前，到南京梅园新村拜谒董必武，董必武对他说可多帮助任潮先生（即李济深）及其他民主派同志分头努力。抵港后，朱蕴山多次和李济深商量，又分别拜会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并取得中共华南分局的支持与帮助，以便尽快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建起来。到1947 年秋，民革筹备工作已基本结束。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蕴山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任一职。1948年4月30日，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号召”，标志着民革在政治上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分批进入解放区，共商国是，做好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1948 年12 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蕴山和李济深等21 人乘船秘密离港到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接着，朱蕴山和李济深等55 人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中共主张，同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9 月，朱蕴山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由此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新征程，掀开了中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朱蕴山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虽已年过花甲，但仍不辞辛苦，先后出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务，为团结广大海内外爱国人士，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贡献力量。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衷心拥护，他殷切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

　　四、从朱蕴山的个人经历谈包括民革在内的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合作的经验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和正确选择，必须长期坚持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雄先生回忆父亲时说：“他（朱蕴山）临终前几个月还对我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们要一生一世永远跟着党走。”风雨难忘共一舟，这是朱老一生的总结，也是他与中共真诚合作的真实写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的自觉选择和正确选择，朱蕴山只是民革前辈中与中共长期合作的一个典范。

　　2、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三支重要力量”，必须紧紧依靠

　　朱蕴山的个人经历再次佐证：“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民革领导人团结带领广大成员，矢志不渝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智慧和心血。实践充分证明，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没有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和胜利。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项制度必须通过中共和民主党派一代一代人共同努力，不断发展完善。（作者：韩芸 民革中央理论学习委委员、民革云南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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