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措。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他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当代中国学人的时代使命

　　实现习近平主席的殷切希望，构建有特色的“中国非洲研究学科”，支持和鼓励非洲学者构建“非洲的中国研究学科”，是当代中国学人的时代使命。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强盛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西方知识也推广至全球，这其中既有通用的科学和技术等，也有一些基于西方国情、出于西方视野、带有西方局限的西方本土认知和知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世界诸多地区和国家的相互认知多多少少受着西方话语的影响，其全面和客观多有不足甚至缺失。例如，受西方强势文化和在非洲殖民史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外部世界与非洲的相互认知和相处之道都或多或少带有西方视角和思维色彩，这一现象也或多或少反映在外部世界和非洲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学术研究上。

　　今天，通过推进“中国的非洲研究”和“非洲的中国研究”学科建设，创造、积累、传播中非双方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这对于推进中非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助推中非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助推器。近代以来，中非双方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现代复兴进程，为最终完成中非双方的国家民族复兴，21世纪的中非双方都需要以更加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去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遗产，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进行对话与合作，从而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进入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年不懈奋斗后，正在进入历史性的发展转换与层次提升，即从过去主要是追求中国自身发展，转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同发展；从主要依靠改革、开放、借鉴的追赶型发展，转变为同时倡导合作、共赢、互鉴的结伴型发展；从主要依赖于资源、劳动力、资金的发展阶段，进入到更多立足于创新、思想、制度、文化的新发展阶段。在此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知识与思想的自主性成长与引领，需要系统回顾总结中华学术传统，以中华文明演进的五千年智慧、国家治理的三千年思想、近现代复兴的两百年经验、改革开放的40年探索实践为基础，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着眼于未来百年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高度，重新来理解和确认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在新时代的身份、角色和抱负，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人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传统于今日我们建设好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科、构建中非共享知识体系也具有启示意义。所谓“天时”，是指人类普遍性的文明精神与规则原理，是人类共识共用的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律，中国古人所谓的天道、法则、天理，大致如此，这是人类能够沟通、共享、交流的基础。而所谓“地利”，则是因为人类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而形成了各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明特点，它具有依时空变化而形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差异个性的存在，正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建立的基础所在，也是人类通过沟通交流而创造新的文化与思想的动力所在。而所谓“人和”，则是通过人类自己的主观努力，通过人类相互间主动、平等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沟通，在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共享共建的基础上，将不同国别与地域的人类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一步步沟通和链接起来，如群峰相连、江河入海，让地域性国别性的文化知识汇入人类知识思想的洪流中去，形成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大同理想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汇聚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相互理解、沟通共享的知识形态与思想体系，形成人类共有的智慧财富，从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建设好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科

　　非洲研究是一门专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非洲这块大陆都具有一些泛大陆的、泛区域性的共同属性，其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诸多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联系与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块大陆做出整体性、联系性、宏观性的认识与把握。过去百年，许多非洲的历史学家、知识精英、思想者和政治领袖们，都普遍主张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有整体性联系的区域来看待，作为一个有共同历史遭遇与现代命运的整体来把握。当代非洲的许多思想家们一直强调要重视把握非洲大陆各文明各地区间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和民族纽带”，这些联系和纽带的历史存在，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整体与联系的眼光”来看待非洲，形成“专门化的”有关非洲的知识形态、学术思想与研究工具。然后在此基础上，针对非洲大陆各国别、各地区、各民族的多样性问题、差异性问题，开展进一步更为具体而细致的非洲国别和区域研究，从而最终形成系统完备的非洲区域学国别学的知识体系。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建设中国非洲研究学科时要把握的原则与努力的方向。

　　非洲大陆地域广袤，国家众多，文化复杂，内部差异很大，又是一块正在快速变化着的大陆，加上距中国遥远，要开展创新性研究，培养好学术队伍，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中国学者还需做艰苦长期的努力。依笔者多年的实践，要建设好中国的非洲研究学科，可以遵循“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的治学原则，秉承“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理念，按照“继承中华学术传统，借鉴国外优秀成果，总结中非合作实践”的治学路径。同时，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能扎根非洲坚实大地，虚心地拜非洲人为师，并主动融入中非合作实践洪流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当代中国学人就能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好，为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促进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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