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思想源自于对历史现状的深入思考，更是立足于中国革命探索实践的成果。

　　1929年12月28日、2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确立了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这是我们每名年轻党员都耳熟能详的话，但是只有深入挖掘古田会议为什么而召开、解决了什么问题，才能真正领悟古田会议超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一、复杂的成分构成，困难的外部环境，使矛盾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共同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红四军的编成当中，主力部队为第28团、第31团。第28团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战斗力较强，但是长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对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不够重视。第31团主力即为秋收起义部队，以湖南的农民、浏阳的学生和安源的矿工为主，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偏弱，但是已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尚未确立之前，两支素未谋面的军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之间的矛盾，亦从毛泽东坚持据守井冈山、朱德建议出击赣南，从朱德建议分兵、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的具体行动之争，逐步升级到党对军队的具体管辖范围之争。

　　1929年初，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剿”下，红四军主力被迫从井冈山出击赣南，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处境十分困难。因此，朱德提出分兵，由朱德带第28团，毛泽东带第31团各自行动，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在1929年2月召开的罗福嶂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并以前委的名义，撤销红四军军委，将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的毛泽东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成为一些人指责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有“家长制”作风的根源。

　　1929年5月底召开的湖雷会议，更是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大会上就“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进行了激烈辩论，矛头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红四军出现了“枪要指挥党”的错误倾向。

　　但是“党只管行动问题，不管具体事项”的错误思想，已经在红四军内部蔓延，大多数人认为前委的权力过于集中，毛泽东只得到了林彪、谭震林等少数人的支持。并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议中，毛泽东和朱德双双落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脱离红四军领导岗位前往蛟洋养病，指导闽西地方党的工作。“枪指挥党”的错误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但是真理不会消逝，而是在斗争中逐步凸显、愈发璀璨。

　　二、不是权力之争、不是意气之争，而是真理之争、实践之争，真理亦在斗争中愈辩愈明

　　在红四军的构成当中，南昌起义部队占20%，农民占60%，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20%。农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也导致红四军当中蔓延着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

　　面对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曾尖锐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面临这样的革命实际，加之困难复杂的外部环境，毛泽东以卓越非凡的历史眼光洞彻到，必须要从制度上着手，完成少数先进分子对大多数人的思想改造，否则这样的一支队伍最终会陷入农民起义的失败周期律，成为“石达开第二”，甚至成为“李自成第二”。红四军七大之后，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甚至升级为纵队长“联席会议”。第28团想去赣南、第29团想去湘南、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错误的思想使红四军的力量无法有效凝结在一起。

　　所以毛泽东曾说，不为个人争兵权，而是为党争兵权，就是要争，就是要大权独揽，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改造大多数人的艰巨任务。

　　红四军八大依旧没能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会议开了三天，大家七嘴八舌地议来议去，却毫无结果。虽然朱德联名其他代表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开会，毛泽东先是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抱病坐担架赶到会场，但八大已开完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而此时的陈毅，正位于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当前出现的争论问题。

　　中共中央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讨论解决红四军内部矛盾和红四军发展方向的问题，并发出著名的“九月来信”。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成为古田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前提。

　　三、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为正确的道路而斗争，故斗争双方都会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真理最终才会水落石出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是陈毅的至交好友，更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南昌起义中朱德的直接领导者，对彼时的毛泽东还不甚熟悉。但是，周恩来在处理红四军出现的斗争问题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立场上，坚持强调前委对红四军的领导，维护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和威信。

　　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是建立在个人感情、个人决策和个人利益上的，而是在充分肯定事实、肯定真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坚持的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强调“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议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陈毅按照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专门请毛泽东回来，并和朱德一起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最终3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一起，党的早期领袖们也在斗争中愈发成熟。

　　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最终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魂。显而易见的是，能够确定政治建军这一根本原则，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发挥主要作用，与周恩来的果断支持也密不可分，但究其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探索中国革命究竟怎么搞的实践成果，属于集体的智慧结晶。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人是绝对错误的，而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斗争、相互促进，最终让正确的人观点更加饱满，错误的人及时修正观点，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才愈加强大。

　　四、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政治建军是立军之本

　　历史的真理，最终会在实践中交汇至一条河流。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之际，将共产党能够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概括为七点：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这七条原因中没有一条属于军事因素，全部属于政治因素。而早在1929年，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在批评单纯军事观念时拿国民党打比方说，“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成了对工农红军的彻底改造，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军阀割据武装。自此以后，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历经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困难、无论敌人多么强大，从没有一支成建制部队叛变，始终能够打不散、战不败，再没有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单纯军事观念和非组织观念，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

　　所以说，古田会议是政治建军的起点，亦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成功，从古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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