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当前人们科学认识和理性应对这些问题提供有益启示。3月16日，本刊特别邀请三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中的“韧”性特质、天下一家的仁爱精神、天人合一的医道观撰写理论文章，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再次刊发国际儒学联合会三位学者的文章，分别围绕依于仁义守望相助、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儒家仁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自己的思考，以飨读者。

　　依于仁义 守望相助

　　——由“伯牛有疾”说起

　　新冠肺炎病毒来袭，举国奋起抗疫。宅居闭户的日子里，必闻“窗外事”，且读诸如《论语》之类“圣贤书”。《论语》中不乏直面病疫的鲜活事例，兹由“伯牛有疾”说起。《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反复品味其内涵，感慨于师徒情深，感动于其中所包含的尊重与关爱之心。

　　一

　　《孔子家语》《史记》明言：伯牛“有恶疾”。古之所言“恶疾”为何？《说文解字·疒部》释：“疠，恶疾也。”《淮南子·精神训》断言：“冉伯牛为厉。”“厉”即“疠”，先儒以为“癞”，类似麻风病，或谓“大风”。《黄帝内经·素问》诸典籍描述患者症状大致为：气不精，气与人，骨节重，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遂可知，伯牛所患“疠”即“癞”，极具传染性且为当时难以治愈，须隔离居住。

　　“疠疫”古已有之。疠疫一旦暴发，由于难以治愈而引发众多病亡者。《周礼·天官》载，孔子所处的周代，“四时皆有疠疾”；唐人贾公彦就此疏曰：“疠气与人为疫”。《公羊传·昭公二十年》载有卫灵公之兄辄不被立为国君缘由，只因辄有“恶疾”，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此恶疾“不逮人伦之属也”，即不能生育儿女，难行夫妻之礼。《易经·兑卦》即有“介疾有喜”之辞。“介”即隔，隔离患者以阻断传染渠道，以保他人性命。伯牛自知其疾有传染之虞而苦不堪言，为确保孔子探视安全，也为避免恩师见状过于伤感，故“不欲见人”，只让业师从窗口探视。晚而喜《易》且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深谙隔离之理，亦深明弟子倍受隔离之苦。

　　二

　　细读《论语》便可略知：孔子养生有道，饮食自有戒律。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鲁国大夫季康子馈药，孔子因不清楚药性而拒绝服用。《孝经》中孔子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爱惜生命如此，自然爱惜自己。然而，当伯牛处境可怜且无助、孤寂而愁苦之心需要慰藉之时，孔子不可能避而远之，何况其病情之重之恶亟待探知。义当所为，毅然为之。一生讲仁爱重情谊的孔子，执意看望伯牛，走近窗户，不忍视其惨容，从窗口伸进手去，慈父般地拉着伯牛那枯瘦乏力的手，其微弱的脉息，让孔子顿觉回天乏术，爱莫能助，唯有心痛而无奈的哀叹：“亡之，命矣夫！”

　　通观《论语》，孔子探视有疾者的记载唯此一处。爱徒颜回死，“子哭之恸”，也未见病重探视的描述。《论语》惜字如金，在“伯牛有疾”处不惜笔墨，耐人寻味。在古代社会，人一旦患了“恶疾”，就被视为不洁，就会受到厌弃，人们避之不及。若妇女染上“恶疾”，就成为“七出”理由之一。“恶疾”带来的“身体发肤”毁伤，则成为不可饶恕的“孝道”缺憾。就此而言，孔子的出现，非同小可。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辞官周游列国后，奉为“国老”，自称“从大夫之后”，居然拖着年迈的身躯，冒着染病的风险与世俗的偏见，伸出温暖的手，握向身患“恶疾”者之手。孔子之举，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给深受恶疾之苦的伯牛以莫大慰藉。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疫情当前，敬畏生命为先，互爱互敬为要。但愿处于隔离中的人们和不幸染病的患者，自爱自重自强并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与关爱，获得充分的尊严感，也莫忘感恩并致敬守护苍生的医者及所有防控疫情的奉献者。

　　三

　　面对因疠疫而隔离的爱徒，背负着“亡之”之痛，孔子与伯牛依依惜别，连连发出悲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其哀伤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如今读来宛如眼前。

　　伯牛即冉耕，因字伯牛而世称“冉伯牛”，尊称“先贤冉子”，春秋末鲁国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人，少孔子七岁。《论语》言及伯牛仅两处，并无其本人只言片语，但透过典籍可略寻其身世履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冉雍乃“伯牛之宗族。”据《冉氏族普》，相传冉氏是黄帝长子少昊之后裔，周文王之子武王封叔振铎为曹国君，都城陶丘（亦今定陶），传十四代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伯牛与冉雍兄弟共同从学孔子。孔子称冉雍为“犁牛之子”。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亦有荣耀的先祖，后家道中落。孔子与伯牛均具同情悯人之心、质朴勤勉之品、谨慎待人处事之道。孔子与伯牛既有师徒之谊，又为仕途同道之人。据《文献通考》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中都宰孔子因政绩显赫而晋升鲁国司空，同年升任大司寇，45岁的伯牛便接任中都宰。伯牛师法孔子，以仁惠民，以德化民，讲信修睦，深得民心；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广施教化，深受尊敬。天妒英才，伯牛伴随孔子周游列国归来便罹患恶疾。

　　伯牛出众的德行最为孔子所赞赏。《论语·先进》载，孔子晚年谈到弟子优长时，将伯牛列为“四科十哲”之德行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孟子·公孙丑上》也称伯牛“善言德行”，其德行“具体而微”。《白虎通义》《孔子集语》《论衡》纷纷称赞伯牛“危言正行”，为人端庄正直；“节小物”，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不仅堪与颜渊、闵子骞相提并论，而且“圣人可勉成”，已达称“圣”程度，只是未若孔子那样博大精深。伯牛因其德行出众而赢得后世推崇，配享于孔庙大成殿。此可谓“生则命寡，没则道宣”。

　　眼见志同道合、德行贤能却患凶疾的得意弟子不久于人世，孔子发出“斯人”“斯疾”的连连哀叹，既叹其命运，更惜其贤才，其痛心疾首，不亚于丧子之痛，也不亚于颜渊死时“天丧予！天丧予！”之叹息。孔子善待弟子若此，对朋友哪怕是陌生人或弱势者也莫不善待有加。《论语·乡党》载，有朋友去世，得知没有亲戚敛埋，孔子说“于我殡”，主动为其送终；孔子遇见身着丧服者，遇见盲人，即便年少也会起立，走过其身旁时必趋而过之。若食于有丧者之侧，孔子未曾吃饱过，并于当日哭而不歌。其恻隐之心若此！孔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仁由己”的担当，躬行《礼记·礼运》中自己倡导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宏愿。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时有瘟疫肆虐，人类与瘟疫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息，或将继续。医学“妙术”固然是战胜病毒之利器，而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罗大众，依于仁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愿芸芸众生，居安思危，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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