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现在重点在防控境外输入。随着复工复产的速度加快，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会加快，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保持不变。经济增长率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意义重大。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障。当然，经济增长必须是高质量的。中国仍需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而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促进“稳就业”目标的实现。

　　为了减少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当抗击疫情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一边抓疫情防控，一边抓复工复产。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复工复产卓有成效。实际上，复工复产并不容易，其成本远比正常时期要高，员工不到位、防护物资不到位、物流不畅导致原料运输和商品运输困难等等，都需要企业去克服。这也是供给侧难题，企业方面需要有更多作为。而更大的难题在需求侧，这是一个市场问题，往往不是一家企业就能解决的。企业生产的商品能否顺利销售，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需求，需要市场的检验。否则，复工复产可能导致商品过剩和更多的资源浪费。由于国内外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产业链如何不断链是个重要的问题。起初，产业链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而当疫情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国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加深。如何破解产业链“断链”问题，是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断链”又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思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导致发达国家考虑产业布局再调整，迁走部分工厂，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担心很可能是多余的，产业迁移受诸多因素制约，迁移成本自不用说，能否找到更合适的厂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况且新的运行成本不一定低廉。

　　当然，疫情的经济影响还要视疫情冲击的时间而定。短期冲击不太可能带来长期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扩大的市场以及分工的效率，决定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疫情最多只是让经济全球化进程多了一个“插曲”而已。从目前来看，我们仍然应该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同时将着力点放在超大的国内市场上。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的激活空间。不要说潜在消费，就是已经形成的境外消费，如有相应的政策引导，就可能回流。投资上仍然有空间可以挖掘，除了常说的新基建之外，社会服务短板也是大有作为的领域。

　　实行适当“双松”的经济政策，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一）实行适当“双松”的经济政策

　　面对当前经济环境，中国必须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即实行适当“双松”的经济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

　　经济下行压力本来就很大，加上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其中，全国税收收入39029亿元，同比下降16.4%；非税收入6955亿元，同比增长0.1%。财政收入压力还表现在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实行减税降费政策上，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3万亿元。已经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在2020年还会继续，再加上一些新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2020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进一步加大，可能突破3万亿元。

　　从当前来看，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进程可适当加快，如各税率再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进一步降低税负。加快消费税改革，充分认识到消费已经升级换代的现实，通过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更有效地促进中高端消费，推动境外消费回流。

　　在财政正常运行面临较大压力时，基层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底线要守住。压缩一般性支出是必要的，但一般性支出所能挖掘的财力有限。各地政府财力状况不同，有的财力较为短缺的地方政府需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也会加大财政支出的总体压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要求财政支出保证相当的扩张力度。因此，2020年必须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考虑到有些降费支出可能影响的是未来年份的财政压力，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建议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2%左右。按3.2%计算，相对于2019年，至少可以多释放出4000亿元的可支配财力。政府也要过紧日子，厉行节约应体现在预算支出绩效的提高上，让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率。

　　疫情防范中发现了公共卫生建设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加大财政投入就能解决的。在任何时候，财政资金都是有限的，财政管理和卫生管理不能相互替代，应探索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并将经验推广到其他财政支出领域，让所投入的财政经费取得最大效益。

　　扩大的财政支出应主要投在市场和社会不愿意介入的领域，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社会上一直有各种经济刺激计划的说法，而且建议将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新基建上。为此，需要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可是，只要认真分析新基建的诸多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多数领域均有市场主体在积极投入，而且有很高的热情，那么这样的领域究竟有多少需要政府来做呢？明显地，在新基建领域，政府要做的是搭建一些公共平台，而不是取而代之。在新基建领域，多数还是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当然，财政在新基建领域的支出仍然会持续增加，但财政支出的领域和市场是不一样的。

　　新基建与新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科技创新，新基建就不太可能达到预期目标。在这方面，民间资本的优势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对市场的敏感度是其他经济主体难以替代的。但是，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或准入后不能经营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充分放松规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愿意且能够投入其中，可以让新基建得到更好发展。企业在自主技术创新中具有优势，为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自主创新中的作用，让技术创新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形成有效生产力。政府可以在企业研发中提供帮助，但不宜替代企业。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支持上。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仍然需要警惕财政风险。公共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并不等于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债务规模。专项债券的发行要受限于收益可以覆盖成本的项目，而不宜让新的专项债项目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资本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获得对应的收益，更值得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仍然应该得到支持，但必须是优质的合作，收益的获得与风险的承担是对称的。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宏观经济政策成功的保障。货币政策的扩张应以提供合理的流动性为目标，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导向。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更大幅度的降准应是政策的可选择项。中国人民银行于1月6日实施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应该说，降准保证了合理的货币流动性。但目前降准空间仍然较大。3月26日起，美联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到0，相比之下，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处于10%左右的较高水平上。与国际相比，中国的降息也还有一定空间，常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还可以继续调配。当然，货币政策应关注价格稳定。虽然物价面临较大压力，但当前中国的核心CPI并不高，货币政策还有继续发力的空间。

　　（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政策的选择不可能是完美的，在许多时候，必须有所取舍。从总体上看，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与改革相互协调。具体经济政策措施应尽可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向一致，也就是说，应该更好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同时，为了提高经济政策的效果，经济改革还需要加大力度。例如，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降，目前原油价格大约20多美元，这给不少企业提供了降成本的机会，也为促进消费提供了机会，但当前每桶40美元以下最高零售价格不再下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让降成本和促消费的机会打了折扣。资源产品价格传递性强，如能改革到位，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可以起到积极作用。考虑到石油价格管理办法是2016年出台的，国内外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加快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让油价下降的红利为经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概言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前景仍然是乐观的。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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