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防范和抵御风险，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稳定性，能够在把准正确方向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稳则国家稳。稳定的制度意味着方向明确而凝聚共识、秩序井然而降低内耗、各守其责而形成合力、长久投入而不断成功。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无论搞建设还是抓改革，都始终牢牢把准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确保社会主义事业不偏向、不变色。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中央之所以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练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胆识、化危为机开创新局的魄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积淀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成果，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当前，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的复杂局面，我们更要笃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能力，关键就在于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想问题、做决策、抓落实都来不得半点含糊。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有丝毫动摇。只要牢牢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能牢牢锚定干事创业的主心骨、定盘星，就能在复杂形势下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系统性，能够在统筹兼顾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风险挑战。应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风险挑战，要分症施治、有的放矢，善于运用不同效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制度应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挑战，真正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者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制度范畴，各有所指又紧密联系。其中，根本制度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局指导性、全域覆盖性。基本制度体现着根本制度的内在品质和属性要求，保障着根本制度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落地生根，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重要制度是在根本制度架构下、基本制度基础上，在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生发出的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起到创新性和发展性作用。在应对风险挑战时，根本制度布大局、把方向，基本制度掌稳舵、铸中坚，重要制度织密网、堵漏洞，三者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制度，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国一盘棋，统筹各方面力量支持疫情防控；坚持为人民执政的各项重要制度，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坚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治制度，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城乡社区在封闭期间积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加强同世卫组织沟通交流，加大与国外科研合作、物资调配力度，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决策部署到一线执行、从政府到社会，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层层部署、处处落实，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治理效能，汇聚成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做出的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贯彻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要求，注重不同层次定位上的制度衔接，找准各种制度的发力点，着眼制度合力，使各项制度形成内在关联的系统。无论是编制发展规划、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还是部署各项工作，都要自觉对标对表。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更好未雨绸缪、统筹兼顾；只有善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确保转危为机、行稳致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创新性，能够在完善发展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并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人类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依据我国国情不断加以消化吸收和变革创新。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坚持和巩固”；也要看到一些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的短板，做到“完善和发展”。前者要求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后者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制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既强调制度自信，又强调制度变革，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就制度自身发展而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制度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和工作任务，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要在固根基、扬优势的前提下，扎实推进补短板、强弱项的各项工作。既排查梳理之前各项改革任务的完成情况，已经完成的继续巩固深化，尚未完成的持续推进，又要把全会部署的任务及时纳入工作日程，实现有机衔接。在坚持和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同时，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在统筹协调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现实效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大局是稳定的，但面临的风险也是多方面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坚定战略定力，善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刚性”提升斗争信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提升斗争艺术，运用制度威力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作者：郑萼，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18XZD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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