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对世界普惠金融的贡献
数字金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从最早的在线支付工具PayPal于1998年在美国诞生,到如今已经超过20年。中国数字金融可追溯到2004年底的支付宝上线,但大家更愿意把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看作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元年。数字金融行业还在快速发展,因此,我们的理解也在逐渐深入。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跨越经济发展的“胡焕庸线”
数字金融最大的优点是普惠性。数字金融中,现在最受大家关注和肯定的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有目共睹,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移动支付更重要的贡献是衍生服务,比如在线购物、远程医疗等。
从2011年到2018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移动支付一直是最发达的,但相当一部分西部地区正变得非常发达。2012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经济发展要跨越“胡焕庸线”,让西部地区也发展起来。在移动支付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愿望。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初步研究也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到西部地区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是对宏观的经济增长,还是微观的消费、就业和收入,都有很多积极的贡献,令人振奋。
数字金融在中国有很多突破,最大的突破就是普惠金融革命,使得原来不太可能的事情现在变得可能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数字金融摆脱了对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数字金融通过手机通讯、基础设施铺设,快速地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推进,让金融服务触达乡村偏远地区,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现在都有近10亿用户,这解决了过去很难解决的获客难问题。能不能把这些客户变成金融客户,就看平台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以及怎样控制风险。
第二,大科技平台有长尾效应,可以同时为巨量的客户服务,而且边际成本很低,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做不到的。比如,大型金融机构要为小客户提供几万块钱的融资服务,其固定成本很高,要做尽职调查,要到小客户家和工厂去看,有差旅等成本。但大科技平台能够通过大数据和长尾效应控制边际成本,使得为小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利可图。
第三,数字金融能用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尽管这个业务模式还在磨练当中,还会出现很多新变化,但方向值得肯定。这些都是中国对世界普惠金融的重要贡献。传统模式的普惠金融很难做,一方面是获客难,这些小客户比较分散、规模也小,银行要找到他们就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是风控难,银行的风控一般看三样东西——抵押资产、财务数据、政府担保,而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是“三无”状态。
互联网银行就不同,如今每年平均能提供1000万笔贷款,这对普惠金融是巨大的突破,有重要意义,因为互联网银行很好地解决了获客难与风控难的问题。即使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贷款也在进行,这和传统金融因疫情冲击而业务减少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体现出无接触交易的优势。
改变宏观经济运行与人们的生活
数字金融能够用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根据数字足迹积累的数据,能够做出风控模型,这对金融业乃至宏观经济都意义非凡。大数据风控模型与银行传统风控模型比较,具有一定的优势。
它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是信息优势,用大数据做风控,可以使用实时信息。传统银行模式是看上季度、去年的报表,而利用大数据,可以看到昨天甚至今天的数据,而且还可以抓取相对稳定的行为数据。第二是模型优势,使用机器学习,可以抓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甚至可以抓住不同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而且,这样一来,在一定意义上,信用贷款、无抵押贷款有可能改变宏观经济的状况。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1999年提出“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银行贷款使用房地产做抵押,其内生机制导致:在房价下跌时信贷收缩,信贷收缩又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增速下行又使房价进一步下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相比之下,信用贷款不需要资产抵押,也就没有上述内生机制,宏观经济可能会变得相对更稳定一些。
中国的数据显示,传统银行抵押贷款相对于房价的弹性是0.905,这意味着,如果房价跌10%,传统银行抵押贷款会减少9%。而网商银行信用贷款相对于房价的弹性是0.238,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
从这一点来看,数字金融对于如何监管金融、如何制定货币政策,都会有很深刻的启发。
除了金融的普惠革命之外,数字金融还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传统金融的很多业态都可能生变。如果信用贷款比例上升,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使用数字技术,不再需要原来那么多的分行和工作人员。高盛现在的员工有三分之一都是技术出身,说明金融业的人才结构已经在变。
过去在灾难或是疫情之后,会有很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到银行取钱,因为大量的交易需要现金支付,但今天没再发生这种现象。数字技术解决了支付问题,移动支付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已经普及。
研究还发现,移动支付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比如,一位农民使用移动支付之后,他由农民转变为个体经营户的概率会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收入改变。千千万万的人和企业正在因移动支付而改变收支模式。
中国即将进入“数字金融发展2.0”时代
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改造才刚刚开始,这个行业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尤其从2015年以来,监管逐步正规化,过去“野蛮生长”的情况未来不容易再现。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监管全覆盖。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技术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但有可能改变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和风险特征。比如,数字金融的风险一旦爆发,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而且有很多风险纠合在一起。
因此,最近人们在讨论“中国式监管沙盒”,央行金融科技司正在推动该机制。如果有创新的项目,会被纳入一项机制中,监管和机构共同尝试推动监测,成功则进行推广,不成功就终止。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形成大爆发。
还必须意识到,监管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另外,大科技平台做了全方位业务,也保证了效率,但这也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带来垄断等新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数字金融发展2.0”时代,即金融和技术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提供解决方案;擅长做金融的,用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来改善金融服务。很多业务现在依然不成熟,所以人们还会看到很多演变,包括支付、贷款以及其它金融服务。
未来,智能投顾、二代支付、央行数字货币等可能会成为新的热门领域,但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出乎意料的新风险。比如,如果十几亿人都在使用的支付系统被黑客攻击,在过去也许没那么严重,而现在会变成大问题。
在数字金融革命中,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比赛才刚刚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提出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意思是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从研发、试制、成熟到最后退出的过程。如果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中国的很多产品,比如手机、汽车、自行车,绝大部分日常使用的产品都是在发达国家研发试产成功,中国只是后来成为生产规模最大的。但数字金融不同,数字金融的很多原创实验和创新就在中国,这令人振奋,但也需要研究者、业界和监管等各方更加努力,让它走得更稳健。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关键词解
何谓“监管沙盒”
2015年,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率先提出并实施“监管沙盒”,旨在为新兴的金融科技创新提供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管模式创新,目前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沙盒”,包括瑞士、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中国式监管沙盒重点突出三个方面:一是统一的系统接入,为企业提供一个安全合规高效的测试环境;二是主动披露、公众监督等信用约束机制;三是第三方存管、产品登记、信息披露等审慎包容的制度规则。营造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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