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和藏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先民和各民族先民一起，共同开发了祖国锦绣河山，缔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日益深化了“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关系，与其他各民族一起在更高的层次上,共同为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是以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为主线，以共创中华文化为表现，以中华民族心理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多年来，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汉藏关系史研究表明，汉藏古代先民不仅在族源上，而且在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等方面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古羌人是汉藏民族共同祖先

　　很久以来，青藏高原的原始先民究竟从何而来，一直是考古界以及人类学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国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先后在唐古拉山脉以南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中西部，采集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迹。考古发现，从藏北那曲到阿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样态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非常接近；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吸收了大量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的文化因素，如石器和陶器的类型、制作技术、房屋建筑式样等 。这就表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麓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

　　语言学研究成果不仅证明汉藏语言同属汉藏语系，也证明了早期汉语和古老的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比如俞敏先生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达500至600多个 ，说明两个民族在原初的生活范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与此同时，生物遗传学的许多成果也证明了汉藏同源说。比如从1978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遗传学的张海国等学者，对中国56个民族的肤纹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研究表明，藏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北方族群体质特征，说明藏族先民源于我国北方 。

　　大量汉藏历史文献记录了古羌人与汉藏先民的血脉交融。羌是古代文献中对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我国西部人群的总称，属古代的西戎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黄土高原秦国逐渐强盛，经过3个多世纪的征战，不少羌人部落并入秦国的统治之下，还有很多羌人部落被迫向正西、向西南迁徙；西迁的古羌人与藏族古先民交融一体；向西南迁徙的古羌人形成了今天藏缅语支各少数民族；其他羌人部落在两汉400年间经历六次向中原迁徙，逐渐汉化 。

　　从春秋战国时期陆续西迁至青藏高原各地的古羌人，形成很多部落，影响较大的有羊同、苏毗、白兰、附国、多弥、吐谷浑、党项羌等。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卫藏诸小邦及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吐蕃王朝的建立，“促进了与青藏高原上的苏毗、羊同、党项、白兰等部族的融合” ，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

　　可见，秦汉以前活动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古羌人各部落，历经战争、掠夺、迁徙等多种因素，先后于汉代和唐代逐渐融入到汉人、吐蕃各部落中，今天的汉、藏民族无论是体质血缘方面，还是文化传承方面，都吸纳了大量古羌人的成份。

　　唐蕃以后的汉藏经济交流交融

　　吐蕃时代西藏与中原的经济交流非常活跃，主要通过两条通道，一个是唐朝初年就已经形成的唐蕃古道，另一个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起始于唐都长安,终点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全长3000多公里,穿越今陕、甘、青、藏四省区，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成为连接唐朝和吐蕃王朝的“国道”。据有关统计资料,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年间,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 。通过这条“国道”，唐蕃间发展了较大规模的丝绢、茶、马、牛等交易,中原的一些农作物籽种以及酿酒、造纸、冶金、建筑、制陶、制墨等技术输入吐蕃,吐蕃的氆氇、方物特产等也不断传到中原。此后内地大量农业生产生活工具，比如斧头、镰刀、犁、手斧、锯等也开始在吐蕃出现。

　　吐蕃时代西藏与中原经济交往的第二条通道就是“茶马古道”。茶是吐蕃人民特别喜爱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饮料，随着唐朝与吐蕃交流日益深入,青藏高原民众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日益激增，茶马古道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经济生活的重要“省道”。

　　茶马古道最初指的是从唐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形成的青藏高原与内地民间进行茶马买卖的通道，后来这条通道逐渐发展成从云南、四川、甘肃到西藏之间，以马帮运输为主要方式的商品贸易通道。

　　几千年来，古道途经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通过古道来来往往的马帮，互相交换着茶、食盐、丝绸、布匹、纸张、马、骡、羊毛、羊牛皮、药材等,在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藏区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程度。

　　唐蕃以后科技文化的交流交融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不仅给吐蕃带去了种子、生产工具，还带去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大批科技书籍。新、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为主的汉文史料记载了文成公主携带“四百有四种医方,百诊五观六行术,四部配剂书和书典三百六十卷,术数书三百卷” ；藏文史载“文成公主入蕃带来了‘十八种工艺书籍’，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唐朝皇帝均照准；文成公主入蕃时，也带来了‘各种工艺书籍’。”

　　藏历是在藏族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发展起来的。据藏文献记载，松赞干布曾“自东部汉地弥要取得工艺及历算之书”。最初藏历只用十二生肖记年，随后又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每季又分作首月、中月和末月，随后又将十二生肖和五行相结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十天干，以十二生肖代十二地支，藏历逐渐完善。“在公元823年唐蕃会盟碑上，已采用了‘阴铁牛年冬首月十日’纪年外，还仿效汉历年号的办法用了‘大蕃彝泰七年’，从这里可以看到汉藏历法的密切关系。”

　　今天的藏医是在继承古代藏医学知识并吸收大量中原医学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藏文《雅隆觉卧佛教史》载，文成公主携带来的汉地医学著作和器械有：“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和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和“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药法”；据藏文献《法王松赞干布遗训》记载，《汉公主大医典》是吐蕃医学史上最早的医著 。此后汉藏合著的医学书籍越来越多，其中藏医史上著名的《月王药诊》一书所记录的“诊脉、验尿、用药，尤其在医学理论等方面是完全近似中医内容的一部著作” 。

　　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医生中，被誉为“诸圣医之首”的汉族医生东松康瓦两次入蕃，把一生经历献给吐蕃人民。他在吐蕃娶妻生子，世代行医，并和三位汉族医生一起将汉地大约十种医学著作翻译成藏文。另一位吐蕃最负盛名的医生老玉脱丹贡布的儿子对汉地医学谙熟，切脉部位和方法以及用药等都和中医相似 。

　　汉藏佛教和儒家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

　　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汉传佛教文化传入西藏。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带去释迦牟尼佛像、三百六十部佛经，还带去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规 。文成公主还随松赞干布译经达13年之久。“汉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译师是文成公主本人及拉垄多吉贝……请汉地堪布翻译历算、药物及医疗法等等。松赞干布……赐给每人一升金粉及一个曼陀罗……此后译经持续十三年之久。” 公元710年唐朝金城公主入藏，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即“谒佛之供”和“七期荐亡”，这对吐蕃佛教的制度化，以及深入民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藏传佛教信众到拉萨朝拜的习俗盖由此而来。

　　伴随两位唐朝公主进藏，汉地佛教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建筑、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桑耶寺修建于779年，选址在桑耶扎玛，是经汉地卜算师选定的。主殿是三层楼房,其中层则系仿汉式建筑,中殿燃灯佛等九尊佛像的造型亦为汉式。寺中有专为汉僧参禅之用的“禅定菩提洲殿”以及汉经译场妙吉祥洲佛殿。

　　大量汉地僧人也开始入藏，与吐蕃人一起翻译汉地佛经。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敦煌后,吐蕃利用汉藏僧人在敦煌从事译经、讲经等佛事活动。《太平寰宇记》卷185载:“德宗建中四年(783)夏四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沙洲(今甘肃敦煌）,凡八百人”。《册府元龟》卷980载:“建中二年(781)二月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绣、文素二人行,二岁一更之” 。

　　《莲花生传》中记录的入蕃参加译经的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瓦、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在所译的六、七百种佛经中,有《丹噶目录》明确标明由汉文译成藏文佛经有三十四种。汉族僧人入蕃传法译经,吐蕃的佛教信徒到长安学经求法,这种互相往来频繁,出现了译经高潮。

　　以摩诃衍那（即大乘和尚）为代表的“顿渐之争” 后，诸多禅宗文本译为藏文,为诸多吐蕃人接受，吐蕃社会上自王室成员,下至普通百姓,修习禅宗蔚然成风。如《大乘顿悟正理决》言:“信守弟子约有五千人”。10世纪以后，吐蕃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结合中观论和禅宗顿悟思想，同时又重视密宗瑜伽的教理，这种教理逐步发展成宁玛派的理论基础 。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不仅将佛教传入西藏，还将中原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传入西藏。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金城公主“曾遣使入唐奏请玄宗赐《诗》、《礼》、《左传》、《文选》等书。派遣吐蕃世族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书，自文成公主到藏以来，六七十年间，似仍继续。”

　　象征儒家文化的孔子被吐蕃和后人逐步塑造成精通工巧五行、兼通仪轨命理的“神灵王”贡则楚吉杰布 。在汉藏文化交流初期，孔子被翻译为“贡则”、“贡策”、“公子”。随着交流的深入，民众对孔子的认同日益强烈，不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被翻译成藏文，孔子的形象开始被“赋予”宗教化的神力。

　　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孔子不仅是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弟子，还是苯教四大重要的法师之一“贡则楚吉杰布”，引申为“孔子神灵王”。佛教取代苯教并逐渐在西藏占据主流后，“孔子神灵王”贡则楚吉杰布的形象又被注入佛教色彩。比如，藏文记载，佛陀派文殊菩萨前往汉地，以五行算法降服汉族子民。文殊菩萨向贡则楚吉杰布（孔子）传授了五行算学，孔子成为文殊菩萨的弟子。

　　孔子为什么在藏文化中演化为精通仪轨、占卜的“神灵王”呢？人们认为，孔子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和藏文化的很多内容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孔子所提倡的与人为善、仁义孝道深深影响了西藏民众传统观念。同时，《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也曾传入西藏，并对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周易》，如今仍能在很多西藏饰品和建筑上发现《周易》文化的痕迹。

　　虽然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很难在西藏各大寺庙中找到孔子塑像，但不少僧人都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位“神灵王”。在民间，一些藏族老人也能在头脑中搜寻到一些关于“Kongtse”（孔子的藏文名字）的记忆。

　　从元朝起，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通过官方交流渗透到藏区社会。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将藏传佛教推崇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原和蒙古地区广建寺庙，藏传佛教文化逐渐进入中原，特别是广泛地影响了蒙古族的思想文化和民俗生活。在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元朝时期修建了很多藏传佛教寺庙，仅皇家寺庙就有西镇国寺、大承华普庆寺（宝禅寺）、大天寿万宁寺等12座，基本留存至今。

　　清朝政府全面加强了对藏区的政治社会治理，进一步扶持藏传佛教。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率西藏僧俗官员及随从共3000多人来到北京。为褒奖五世达赖喇嘛的爱国行动，清政府特令拨白银九万两在京城之北建黄寺。黄寺主殿内外贴敷金箔以代零星彩绘，富丽堂皇，金光灿烂。乾隆皇帝七旬大寿之际，邀请六世班禅大师进京祝寿。乾隆仿照扎什伦布寺，在热河修建了供六世班禅驻錫的寺庙、两座金塔殿、佛殿和僧舍，又在北京修缮了西黄寺，这些建筑气势恢宏，宏伟壮观。

　　满清三百年，藏传佛教不仅进入清朝官方文化，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布。佛教思想中的慈悲、平等、包容等理念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交流互渗，逐渐渗透到民俗生活中，渗透到中华民族各个成员的思维深处，沉淀成共同的价值认同，一个以儒释道为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逐渐形成。现在，五台山成为汉藏佛教圣地，汉藏蒙等各族信众在此共修，共同诠释着团结统一的中国佛教传统。

　　语言文字交流交融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交流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早在汉代，汉语在当时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开始使用，此后，汉语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用来交际的通用语言。魏晋南北朝以后，汉语又先后吸收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成分。

　　吐蕃时代，伴随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汉藏语言文字的相互吸收互渗也逐渐深入。吐蕃赞普派人到唐朝学习汉语文化，同时引进汉地人员到吐蕃翻译汉文典籍。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既有出色掌握汉文的藏人，也有出色掌握藏文的汉人。比如敦煌文献里提到的法成法师，他把很多藏文的佛经翻译成汉文，又把很多汉文的佛经翻译成藏文。

　　元朝时期，中央政权对藏区完成“大一统”政治治理，语言相通成为政治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元朝帝师八思巴结合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的书写习惯，并考虑了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蒙古新字，“这对于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以及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词汇进入汉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元朝政府组织汉、蒙、藏翻译人才，对汉藏两种文本的佛教经典《大藏经》进行勘对和翻译，编纂成十卷本的佛典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元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还收录了八思巴对皇太子真金所说的佛法《彰所知论》，这是由八思巴的弟子沙罗巴汉将藏文翻译成汉文的。藏文史料中记载了一个元朝时期的汉族人赵显，曾是南宋皇帝，被元军俘虏。他十九岁到西藏喇嘛庙里出家，被称为“合尊”，即出身于帝王家的僧人，曾担任过萨迦派大寺的总持。他把汉文佛典《百法明门论》翻译成藏文，还勘对、重译《因明入正理论》等，成为当时西藏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大师 。藏文史籍记载了一个名叫“桑哥”的人，此人精通多种语言，担任译吏，因八思巴的推荐，受到忽必烈的宠信，留在朝廷当官。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 ，成为藏族历史上在中央政府担任最高官职的人。他把涉及西藏的藏文资料翻译成蒙、汉文，为中央王朝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再把中央有关治藏的蒙、汉文转译成藏文。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政治家、语言学家把很多蒙古语、汉语词汇和藏语相互渗透。由于他们的贡献，各民族语言文字中相互借词日益增多，今天藏族人的日常用语，也有大量词汇是从汉语借用的，如茶、锁、公主、国师、帝师、坎肩、丝、夹子、洋蜡、萝卜等。

　　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的交流交融

　　汉藏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交流交融，主要表现在各地宗教建筑、宗教造像、宗教雕塑和宗教绘画的风格等方面，既有汉地工匠、手艺人来到藏地学习吸收，也有藏地工艺人来到内地交流互鉴，既传播了佛法，也推动汉藏建筑绘画等艺术交融发展。明代藏传佛教美术汲取了中国工笔画，特别是青绿山水画、花鸟画和民间水墨画的视觉思维、绘画技法、审美趣味,形成了勉唐、嘎赤、钦则三大绘画流派。比如，勉唐派的代表人物勉唐顿珠从内地缂丝佛像汲取养分，融合汉藏艺术，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壁画与唐卡，其作品被认为是汉地风格。噶玛嘎赤画派的创始人南喀扎西曾临摹过永乐皇帝赐给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丝卷轴画和其他内地作品，在此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绘画水平，也在之后的创作中融入了内地的艺术风格 。今天在西藏，随处可以看到汉式建筑风格、雕塑、绘画等文化元素。清代汉藏文化在更广泛的领域交流互渗，宫廷主持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厘定,确立了格鲁派融合汉藏美学观的标准样式，藏传佛教美术进入清朝皇家主导的艺术文化中,为内地的丝绸织染工艺输入了新鲜的题材,形成了缂丝、刺绣、织锦等多种唐卡艺术 。

　　总之，千百年来的汉藏交流交融，既有物质产品的互通有无，也有生产技术科技成果的学习吸收；既带动了生产生活的联动发展，也推动了思想文化的一体进步；既有官方主导推动，也有民间自发所为。汉藏交流交融历史，深刻诠释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互依赖的经济生活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5000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中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四周高山峻岭、气候严寒、多处荒漠戈壁，由于对食盐、茶、马、布匹等基本经济生活的相互依赖，决定了这个地理范围内的文明演进，是以中原为中心吸附周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化的过程，直到近代，一个各民族相互交融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

　　汉藏民族交流交融史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缩影，汉藏民族不仅与其他民族同胞一起团结协作，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书写了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进步的历程。历史上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既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深化过程，是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辐射过程，也是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日益深化的过程，是各民族文化走向中华文化一体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藏等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同胞日益紧密地结成文化相通、血脉交融、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大一统”价值观内化为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铸就了维护国家统一成为最高层次的认同。正是这样的心理认同，决定了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一次次外敌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各族同胞用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

　　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程也说明，中华文化的发展，既有藏族吸收中原传统文化，发展了中华文化的个性，也有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一体，共同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共性。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不仅锻造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也发展了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姿性。中华文明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华各族儿女不论人口多少，形成历史长短，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贡献是错误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也是错误的。（中国西藏网 文/沈桂萍）

　　作者简介：沈桂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为教育部课题“民族地区中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机制研究”（MJZXHZ19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如任乃强的《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之历史印痕》、苏晋仁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黄颢的《唐代汉藏文化交流》、李延恺的《从文化交流看藏汉关系》、常霞青的《论唐帝国与吐蕃的文化交流》、李文实的《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任树民的《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周润年的《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孙林的《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陈崇凯的《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杨雪冬的《浅析汉藏历史文化交流》以及王海燕和喜饶尼玛的《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等，参见王建林、陈崇凯著：《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部分。

　　[1]参见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中国西藏》,1992年第1期。

　　[1]参见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中国西藏》；1992年第1期。

　　[1]参见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1]参见曹继军：肤纹学家:56个民族肤纹昭示“中华自古一家”，载《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

　　[1]参见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参见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1]参见本书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1]参见蒲文成：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参见袁晓文，郎伟：汉地伟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1]参见本书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参见本书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参见本书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转引自本书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参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中之“藏族医学成就”，转引自《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1]参见王丽媛：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法音》2015年第10期。

　　[1]参见王丽媛：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法音》2015年第10期。

　　[1]参见袁晓文，郎伟：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1]顿渐之争：8世纪末吐蕃佛教内部不同观点的论争。顿，又称作顿门，以汉地佛教禅宗僧人大乘和尚为代表。渐，又称作渐门，以印度佛教僧人莲花戒（寂护弟子）为代表。据传双方约在792~794年间，分别在拉萨和桑耶寺两地进行辩论，甚为激烈。藏传佛教史料记载是大乘和尚曾一度占上风，最后败北。敦煌出土的汉文史料《大乘顿悟正理决》记录，大乘和尚获胜，汉地佛教禅宗与印度佛教并存于吐蕃。

　　[1]参见班班多杰：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参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参见范登科：藏汉文化交流：孔子在西藏成了“神灵王”，载《中国西藏网》2014年11月2日。

　　[1]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蒙古新字的创制与元代宗教文化交流，载中国西藏网/藏学研究2013年12月25日。

　　[1]参见王丽媛：《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法音》2015年第10期。

　　[1]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蒙古新字的创制与元代宗教文化交流，载中国西藏网/藏学研究2013年12月25日。

　　[1]参见陈庆英：汉藏佛教文化的历史交往，载《中国藏族网通网》2019年5月23日。

　　[1]参见吴明娣高燕宏：明代佛教织绣与汉藏艺术交流，载《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

　　[1]参见和靖：从汉藏佛教美术交流史看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载《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10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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