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促进经济长远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在中短期内，我国仍面临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与反弹的影响；长期则面临外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和内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高质量增长持续动力的局面。加快形成双循环格局既是应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内在要求。

　　同时，近年来数字经济表现抢眼，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特别是今年数字经济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数字经济发展及其所表现出的能效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消费需求领域包括无形消费性服务和有形的产品两个领域。在消费性服务业方面，数字经济使传统的一些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变得可贸易，从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循环，比如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文旅消费等。在数字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传统服务业一般只能面对面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受众面狭窄，难以发挥服务业的规模经济，也难以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遵循着本地化循环规律，难以实现国内和国际大循环，导致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缓慢，单位生产成本和消费价格增长。数字经济则从技术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借助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全国甚至全球某一专业或某一环节的优秀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可以为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人们通过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可以身临其境地参观和体验千里之外的博物馆和景区。跨越了时空限制，这些服务业可以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从而发挥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有形消费品的数字贸易则是贸易手段的数字化过程，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通过贸易的数字化改造，消费者可以在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选购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供需双方借助线上展播、洽谈、交易、评价、支付等方式促进产品的跨区域流动，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市场竞争效应，推动有形消费品领域更加有效的社会分工和最优的资源配置。

　　在生产制造领域，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制约内循环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无形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某些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不同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市场竞争，挤压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和压低整体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效应的发挥，导致下游生产制造企业缺乏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支撑，阻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数字经济的发展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内和国外不利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数字化过程促使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可贸易程度显著提高、贸易成本显著降低；使生产性服务企业跨越时空的限制轻而易举地为其客户提供服务，各类制造业企业进一步从生产成本、市场距离、产业链安全性等角度考虑自身的空间定位，与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分离式集聚”。即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市场相隔遥远，但是通过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紧密连接，从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凝聚和延伸了产业链。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改造有助于连接分布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的众多区域性产业集群，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形成。

　　数字经济助推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基建，消除数字鸿沟。我国各个行业市场巨大，但是由于区域间、城乡间与发展数字经济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因此数字经济对消费需求的释放作用仍然有巨大空间，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5G网络、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从而提高更多传统行业和更多潜在用户的触网率。

　　二要大力发展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这类行业共同的特点是可数字化程度高、规模效应大，是先进制造、柔性制造和智能制造不可或缺的重要中间投入，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下更容易跨越国内外市场和物理障碍，从而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三要积极研究经济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经济数字化过程中，许多产品和服务变成了可编译可储存的代码和数据，与此同时国内外出现了一些关于数据安全、数据所有权、数字税等方面新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与争端。政府、相关组织、多领域专家和企业应积极研究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研究和创新国内、国际经贸规则，加快研究制定与数据安全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繁荣我国数字经济保驾护航，为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中国方案。

　　四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连接内外循环。电子商务是重要的数字经济模式，近年来我国各类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企业，挖掘了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在跨境电商方面仍然有巨大发展潜力。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仅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0.59%，因此未来应全方位、多渠道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通过跨境电商连接内外循环。

　　五要通过经济数字化与体制改革双轮驱动促进双循环格局加快形成。要通过制度上的改革破解影响国内大循环的体制机制问题，使经济数字化转向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从而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