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随着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未来几年，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关键在于抓住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推进相关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由此，我国巨大内需潜力释放不仅将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而且将成为夯实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我国消费结构呈现升级态势。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前，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呈现较快增长态势。2015至2019年，人均消费水平从18929元提升到27563元；不考虑价格因素，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9.8%。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923元，同比名义下降了3.5个百分点，预计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升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从消费结构看，疫情冲击下，服务型消费等新型消费反而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比如，2020年前11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05374亿元，同比增长11.5%。在传统接触式线下消费受到较大冲击的同时，新型消费逆势增长对于推动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关键是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要使强大国内市场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关键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释放消费潜力的重大改革部署。应当说，当前我国消费潜力的释放还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从需求侧看，要进一步营造和优化“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消费环境，以收入为核心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相比以往更为迫切。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需要妥善处理好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需求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重点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调控需求，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这是一个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需求侧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重点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等体制机制改革与完善，打破抑制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与制度障碍，这是深层次、结构性的改革。

　　“十四五”时期，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需求，需要在需求侧领域多措并举。比如，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为重点加快形成扩大就业的体制机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力争未来15年国民收入实现倍增、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等等。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着力扩大服务型消费供给。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型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但主要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解决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更大的市场开放、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消费供给。

　　推动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要按照“非禁即准”的要求，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应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不再对社会资本设置歧视性障碍，大幅减少前置审批和资质认定项目，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并在打破服务业的市场垄断方面实现实质性破题。在这方面，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有着比较大的需求。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推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进程。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目，尽快实现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服务业全面开放，取消外资股比及经营范围限制，并且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加快与国际对接。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服务领域的投资，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推动投资结构转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

　　14亿人口的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十四五”时期，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加快形成释放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作者：迟福林，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