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存在明显的供需不对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预防消费不足问题长期化。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努力挖掘我国消费增长的超大潜力，避免再次出现消费不足问题。加强需求侧管理，并不是一味地注重刺激短期需求，而应重在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结合是新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治理最鲜明特点

　　一些观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对立化，认为是二选一，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意味着要放弃需求侧管理。实际上，在新发展阶段，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一方面，仅注重需求侧管理，而不注重结构性改革，会使我国的结构性矛盾越积越深，并破坏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平衡。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使经济总量增长保持动态平衡。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经济处于发达水平时，宏观经济治理方式主要是需求侧管理，但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均处于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深化结构性改革，仅注重需求侧管理，就会出现持续化的总量平衡下结构性矛盾加剧问题。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结构性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使国民经济循环受阻，并累积形成各种结构性矛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与城乡差距过大、投资与消费失衡等。这些问题，单靠一般性的需求管理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不断提高需求管理能力的同时深化结构性改革，其中最主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端），来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经济才能实现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平衡，也即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仅注重结构性改革，而严重忽视需求侧管理，会使短期的供需适配性降低，短期经济循环不畅，引起经济过度波动。特别是经济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时，加强需求侧管理便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冲击影响最明显的多是需求端。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第一次出现较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即出口需求下降导致国内投资与消费增长萎缩，供给过剩与物价下跌，形成长达两年多的通货紧缩问题。正是由于当时中央及时提出实施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才使这种短期总量严重失衡问题得以扭转，并开启了高增长时期的最近一轮繁荣期。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也一样。

　　从功能上讲，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有侧重，只有彼此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的是长期性的体制机制问题，而需求侧管理则重点解决的是短期供需失衡及经济循环不畅等问题。一个侧重于中长期，另一个侧重于短期，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长期性高水平经济动态平衡。过去的实践也证明，在经济困难时期，如果既能有效地加强需求管理，又能从长计议深化改革，经济过渡期（周期性的或阶段性）就会减少阵痛，较顺利地走出困境，迈向新的增长期。如1998年，一方面加强需求管理，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等，为新一轮高增长培育内生动力，至2002年终于苦尽甘来，进入我国高增长时期最近一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周期。

　　当前从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供需双方的高质量发展都面临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清除这些内在障碍，国民经济循环就会出现许多淤点堵点，经济结构矛盾就会不断累积、强化，成为制约需求增长与供给升级的“围墙”，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同时，由之前的发展阶段向新发展阶段转换时，将发生三大变革，即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但最根本的是动力变革。传统动能开始明显减弱，而新动能虽迅速成长但却一时难以起主导作用。此时，要有一种内在的体制力量促进这一转化过程，使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对此，必须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针对供需双方变化特点、特别是需求增长的新趋势、新问题，做好需求侧管理，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深化结构改革和强化需求管理结合的新篇章。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又到关键时，谨防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重来

　　从前不久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恢复强劲，差不多已接近疫情暴发前的正常状态，四季度工业、投资、出口、就业都保持较高的景气状态，同时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恢复是不平衡的，在需求侧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去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快速从疫情强大冲击后恢复，出现强劲的“V型”反弹，但与一般的经济周期恢复或受外部危机冲击后的恢复不同，此次经济恢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从供求双方面看，存在“三长两短”的不平衡问题，工业生产、投资、出口恢复快，而服务业、消费恢复慢。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8%、2.9%和1.9%，全年能实现2.3%远好于预期的增长，主要是归功于这三方面。而服务业和消费增长却相对滞后。初步核算结果显示，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低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则下降3.9%，比投资增幅低6.7个百分点。第四季度我国消费增长在加快恢复，但离常态化还有较大的距离，如10月至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4.3%、5.0%和4.6%，这与2019年全年8%的增长相比还有3~4个百分点的差距。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消费恢复慢以及与前两年消费增速明显下滑相结合，会不会转化为中长期消费不足。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值得正视，这可能是“十四五”时期必须预防的最大经济风险。

　　首先，当前我国消费增长偏慢，既有“疫情冲击具有严重非对称”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费增长面临长期性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原因。不消除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特别是不尽快扭转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都可能面临消费不足问题的困扰。长期以来，我国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呈现长期性下降趋势，现在也没有出现止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发达的地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越明显。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发达国家类似阶段的比较偏低10~15个百分点。当前一些发达地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逆规律下降（根据一般规律，当经济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以后总体居民消费倾向将趋于上升），主要原因是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使一些群体购买力出现透支，消费预期不稳定，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下降。另外，贫富收入差距，特别是财产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整个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常态化发展可能对“十四五”时期消费增长造成长期性负面影响。疫情防控如果长期化，旅游、交通运输及其他许多户外户内集聚性服务消费将长期受抑制。我国目前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刚刚超过40%，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同时，服务消费还是消费结构升级优化的重点，因此，疫情防控长期化可能会使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其三，消费如果出现中长期不足，会产生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消费不足意味着产能过剩。结果就会产生较大的物价下行压力（目前CPI与PPI都在偏低区间运行），甚至存在通货紧缩潜在风险，并对微观企业的盈利产生负面作用。

　　总之，当前需求端存在的矛盾，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努力挖掘我国消费增长的超大潜力，避免在国际需求日益紧缩的情况下我国再次出现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问题。

　　加强需求侧管理须两手抓

　　加强需求侧管理，并不是一味地采取短期的办法刺激需求，而是要着力解决需求侧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与环境上的障碍，重点是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即一手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手要完善相关制度、优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改善消费预期。尤其是要着力深化与扩大消费相关的重要领域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

　　一是各级政府要像过去重视扩大投资一样重视优化消费环境、增加消费动能。要充分认识到投资与消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相对减小，这是一种内在趋势，也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投资对优化结构的作用特别是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却是越来越重要。消费对我国经济由大变强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方面，同时，它还是有效化解美国对我国的长期战略遏制政策的重要对策。对此，我们认为，消费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要提高消费的战略功能定位，将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为“主导作用”。

　　二是制定全面促进消费增长的中长期规划。目标是努力争取在2035年我国居民消费总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使我国在应对国际各种风险挑战中赢得主动权。并建议制定两项专项规划，分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倍升计划。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与企业税制改革，着力解决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制定合理征税的原则和过渡期设计，引导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的预期，最大化地减少房价过快增长对居民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快税制结构改革，研究和出台财产税、遗产税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和立法准备，较大幅度地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同步降低企业税负。

　　四是提高促进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优化消费理念。既要促进居民消费的空间便利化水平，如全面振兴街道经济，保护传统商业系统，优化消费的空间环境，还要促进居民消费的时间便利化水平，如进一步改革假日制度，挖掘春节等传统假日经济的新潜能。同时，要加快改变社会上过度宣传投机投资致富的观念，改变重物质轻服务的消费倾向，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全力拓展服务消费的空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