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榜，这100个职业的岗位需求量达166.5万，求职人数为60.9万，求人倍率超过了2.7。从结构来看，新进榜职业近七成与制造业直接相关。2004年，“技工荒”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并引发学者们关于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争论。时至今日，随着制造业技术转型升级和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变化，“技工荒”出现如下新态势和新特点。

　　一是数量和技能双短缺。据官方统计，中国技能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之比大于2。不仅数量短缺，中国还一直面临技术性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尤其突出。尽管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截至2020年，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占比仍高达近七成。此外，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接受的是义务教育，接受过专门职业教育的人数比例也不高。二是年轻劳动者短缺。技术工人在技术断层外出现的年龄断层，是另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上一代工人变老，新的年轻人却不愿进工厂，工人老化现象严重。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在2017年首次超过20%之后，以每年1%~2%的速度攀升，这一数字在2020年为26.4%。三是稳定性短缺。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从季节性用工到月工再到目前常见的日结和小时工，短工化趋势日益显著，工人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加强。这种流动是劳动者用脚投票、不断试错的结果，也可拓宽其视野与机会。不过，这种流动性也导致年轻工人怠于技术学习，相对应的，企业也缺乏动力投入资源去培养工人。

　　不夸张地说，最缺工职业排行榜背后，是技术工人在数量、技术、年龄全方面出现断层的现实。同样以“缺工”代称的“技工荒”，早已与其最初出现的含义与特点大不相同。问题何以形成？笔者认为，这是由产业转型期间技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互相影响和推动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方主体发生了变化。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工人的供给主体实现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稳定就业的城市职工到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变，第二次是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的转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物质基础有所改善，个人意识和诉求更强，不太愿意忍受工厂较差的工作环境和枯燥的低端体力劳动，也不太认同工厂的管理方式。而自由、灵活、几无技术门槛、收入也并不逊色的零工经济由此被更多年轻劳动者选中。这无疑加剧了技术传承断层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需求方来说，企业多是在世界工厂的逐底竞争中赚取微薄利润，面临不提高工资找不到人、提高工资就没有利润的两难困境。“技工荒”背景下，企业招工成本水涨船高，不是招不到就是招到了留不住，一些紧急生产任务不得不采取短工的方式来补充完成。当企业对技术和发展的高需求遭遇短工的用工模式与劳动者老龄化的现实，自动化成为重要的解决方案和选择。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对劳动者的学历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这种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不匹配，造成了另一种层面上的技术工人断层危机。

　　鉴于此，产业转型期间劳动力供需关系适配问题，是长期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缓释危机的空间。在政策方面，应完善技能提升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之前，工人与企业之间存在稳定的劳动关系，工人技能多在“师带徒”的模式中实现逐步提升。在八级工技术评级体系、评级与工资严格挂钩等激励制度安排下，八级工的工资甚至比厂长还要高。不过之后，这一传统模式逐渐被颠覆，技能与工资逐步松绑，企业也多坚持绩效导向，通过计件工资实施基于产出结果的工资体系。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国家出台的一些技术评价激励政策，地方和企业的执行并不理想。比如有企业按政策申领培训补贴遇阻，甚至有“七获省部级科技奖却评不上正高职称”的现象。对此，要坚持问题导向，让良政切实落地，通过政策引导构建多重发展路径，畅通技术工人的成长通道，让年轻人看到，当工人也照样可以通过技能提升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人才的基础工程，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然而在大学扩招的同时，前者却成为一种“次等选择”，“重普轻职”的社会观念仍存在。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层面出台不少支持政策，并推进“校企合作”和“现代师徒制”等模式，但在具体实施中，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高，这也说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及诉求，理顺相应流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与此同时，有必要加强社会观念的调整与引导，壮大高技能青年队伍，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进阶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