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从人口年龄构成看，15至59岁人口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与2010年相比，15至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压力。那么，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给长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呢？笔者认为未来可以从人口质量和空间分布入手，大力发掘人才红利和人口集聚红利。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与2010年相比显著提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18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未来，合理利用和配置人力资本、营造良好的促进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于进一步培育、发挥人才红利至关重要。

　　另一个红利来自人口集聚效应。“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9亿人，占比63.89%，与2010年相比增加2.36亿人，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参照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未来我国还将有16%的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城市工业或服务业不仅本身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口的空间集聚，带来了集聚效应。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创新、促进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整体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更能够促进劳动力和厂商之间的匹配，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此外，人口集聚能够刺激消费，并且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及其乘数效应，创造更多需求。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省级人口数据，2010年到2020年间，广东、浙江、新疆和西藏这1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超过10%，位居全国前列；北京、重庆、贵州、宁夏、福建和海南的人口增长其次，在5%至10%之间；上海、天津、江苏、山东、陕西、河南和广西的人口增长在0至5%；广东、浙江和北京不仅人口增长靠前，它们在2020年的15至59岁劳动人口比重也位居全国前三。其余省和自治区这10年间人口则为负增长，其中黑龙江和吉林出现了超过10%的人口负增长。总的来看，人口的集聚或流失呈现非常大的地区差异，而且人口增长多极化，这可能是由区域性的增长中心或城市群所拉动的。

　　人口集聚与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密切相关。进一步考察2010年到2020年间各地区人口的集聚态势和各地区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关系，笔者发现那些在期初资本配置更有效率的地区，在接下来的10年里更易吸引人口流入，因而有更高的人口增长率。同时，那些在期初就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更好的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地区，在2010年到2020年间获得了更高的人口增长和集聚。

　　由此可见提升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对于促进人口集聚至关重要。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要大力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各类显性和隐性的移民成本。“七普”数据显示近1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这说明移民成本在下降。但是还有很多隐性的移民障碍亟待改善，比如提高移民求职、安家落户和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医疗、子女教育等）。在资本市场上，要改变依据城市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传统，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此外，在土地市场上，逐步建立地区性土地指标交易市场，更有效利用国土空间资源；完善土地市场化出让机制；政府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各地比较优势，合理规划供给住宅、工商业等各类用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人口集聚实质是人口在城市这一空间单元的集中。因此集聚效应的红利实现离不开构建规模合理的城市系统。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可行的思路。以都市圈为经济增长极，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又能反哺中心都市。合理布局和优化城市群内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群内多样化城市和专门化城市并存和协调发展。对于群内特大超大城市，要优化其内部空间结构（包括土地规划和交通规划等），力求在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减少通勤和拥堵成本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