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肥胖人群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出现在成年人中，而且出现在儿童、青少年中。可以说，“胖”已成为当今一个日趋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对中国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膳食营养摄入和身体活动方式的变化，肥胖问题也已迫在眉睫。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最新数据，目前中国的成人中已经有超过1/2的人超重或肥胖。这是全国性调查报告中首次出现超过1/2这样的数字。这意味着，若按照绝对的人口数来计算，全国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已在全球居首位。如果从历时性来看，从2002年到2020年，中国18岁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上升了11.5%和9.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居民中超重肥胖率的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近10年来，农村儿童超重肥胖率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分类，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会让个体增加产生其他疾病的风险，带来疾病负担，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经济负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占当年卫生总费用的4.5%。及时控制超重肥胖的流行，不仅能有效控制慢性病的发生，还将降低社会卫生费用。

　　肥胖的发生发展受个体、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体层面，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模式向以肉类蛋白摄取为主的饮食模式的转变，叠加身体活动水平的普遍下降，包括睡眠、遗传等因素的作用，都与肥胖的发生有关。而食物环境、社会文化因素在肥胖的发生发展中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导致能量摄入增加、身体活动减少的“致肥胖环境”时，更容易发生肥胖。“致肥胖环境”不仅指可导致高能量摄入和静态行为的环境，包括食物选择以及身体活动的机会，还包括与食物和身体活动相关的社会规范，涵盖物理、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

　　肥胖一旦发生，要实现减重是比较困难的。当前，我国防控肥胖的压力不断攀升。在这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减缓并最终控制肥胖的流行趋势。在此之前，我国已出台一系列与肥胖防控有关的政策和技术文件，为肥胖防控提供有力的支撑。未来，在研究和制定关于肥胖防控的政策的过程中，须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政府、家庭、社区和企业协力合作，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肥胖防治政策执行的社会环境。

　　对于个体来说，预防肥胖应从生命早期开始，目前看来，生活方式调整仍是针对肥胖最有效、最安全的基础治疗方式。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则有必要将肥胖防控融入顶层设计，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时，将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并贯穿政策制定、实施、分析和评估的全过程。在全社会覆盖肥胖防控策略，要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推进肥胖防控的相关工作，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跨部门合作解决肥胖问题。

　　政府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倡导并营造有利于肥胖防控的支持性环境。如对含糖饮料等进行征税、规范食品广告播放、推动引导居民学会阅读并使用营养标签、倡导企业优化食品原料配方等。再比如，建设支持性社区食物环境，如增加售卖新鲜蔬菜水果的食品商店数量等，通过降低获得高脂肪高能量等不健康食物的便利性来增加健康食物的可获得性。规划社区建成环境时，也要考虑身体活动需要和健康导向，为居民提供安全、便利的身体活动场所和游戏娱乐设施，在助力改善居民身体活动水平的同时，促进超重肥胖的预防与控制。

　　（作者：张曼、马冠生，分别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