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的财产权之上的自主判断产生竞争，竞争使分散的知识得以利用，推动文明进步。

　　笔者把规则分为两个层面：一般性规则层面的规则和经验层面的规则。如“非升即走”属于第二层面的“惯例”，它不能向上兼容第一层面的规则。在具备正当的第一层面的规则前提下，第二层面的规则才有正当性和效率。同样谈及大学教师制度的“非升即走”，背景不同，就不能一概而论。

　　大学教师制度的“非升即走”这个问题，涉及的一般性规则是“判断必须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任何组织都需要解决判断问题，比如判断员工能不能为组织创造价值。员工的人力资本是组织的资产，所有者要对员工能否创造价值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的去留。这样的判断首先是由资产所有者作出的，这种判断被尼古莱·J.福斯和彼得·G.克莱因教授称为“原发判断”，不拥有组织所有权的管理者受所有者委托，作出“派生判断”。

　　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利用判断，而判断必然是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财产权，也就缺乏作出判断和执行判断的权威。管理者不能作出原发判断，他只是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在所有者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作出判断。所有者作出的规定，管理者只能执行。产权多样化，才能产生判断的多样化。判断的多样化，才能产生竞争。竞争就是不同判断之间的竞争，谁的判断更准确，谁在竞争中胜出，这样的竞争推动了文明进步。显然，只有那些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判断，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分立的产权制度使资产（员工）的正常流动具有可能。即便一个员工被某机构辞退，他还可以“走”到其他产权主体那里去，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或许被其他机构欣赏，员工会接受这样一种正常的流动，因为他知道这时的“非升即走”是正常的，大家都这样。分立的产权制度产生多样化的判断，它是第一层面的规则，“非升即走”作为管理层面的制度，是属于第二层面的，不能代替第一层面的规则。在分立的产权制度下，还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管理制度，不一定都是“非升即走”这种类型。

　　在分立的产权制度下，判断由所有者，也就是原来的合伙人作出，所有者判断某员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组织创造价值，然后决定员工的去留，即究竟是否给予长期合约。这也说明，“非升即走”是所有者采取的一种管理制度，它不能代替所有者的判断本身，更不能代替分立的产权制度本身。不谈分立的产权制度，谈“非升即走”是没有意义的。

　　人的判断必然是主观的，客观的价值标准，如论文发表数量等硬指标最多只是参考，不能构成价值的衡量标准。如使用客观的价值标准，不符合“价值是主观的”或“价值不能统计”的经济学常识。遗憾的是，即便是大学的“经济学院”也采用这样一种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做法。在不同的主观评价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竞争和多样化。允许主观评价，就是允许发挥创造性。

　　经济学揭示的法则是不能违背的，如违背，社会就会失去公正和效率。这里强调的经济学法则就是“分立产权主体的自主判断”。判断必然是主观的，分立的产权产生多样化的判断，产生竞争和知识利用。相反，如用客观指标来衡量价值或学问，那学界就全乱套了，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混乱，这和当年计划经济给社会造成混乱的道理是一样的。学问和发表在哪里无关，因为“学问”是一个“价值”概念，不能客观决定，它取决于其他人，包括产权主体的判断。

　　社会的正常运行，正是建立在不同的主观判断的竞争所产生的信号之上的。这种信号，如价格，当然也包括声誉、荣誉等，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构成要素。在允许自主判断的基础上产生的信号才是真实可信的，如不能或不允许主观判断，那么这样的信号将不会出现或是扭曲的。试想一下，如投机分子成为教授、学者和专家，那信号不就乱了吗？在没有可信的信号情况下，大众也无从判断真伪。

　　如前所述，“非升即走”属于第二层面的规则，我们不能脱离第一层面的规则来谈第二层面。在不具备第一层面的规则的前提下，引入第二层面的规则不过是照猫画虎。分立的财产权之上的自主判断产生竞争，竞争使分散的知识得以利用，推动文明进步。同时，那些更好地贡献于文明进步的大学将会得到尊重，获得尊严。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