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有两个理想，一个理想是小康社会，一个理想是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努力，把各自的蛋糕做大，当然也把大家的蛋糕做大。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大家一起富裕，食者有鸡，居者有屋，幼有所依，老有所养，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蛋糕做大了以后，需要实施相关的分配政策，让社会中的弱者、幼者、老者和残疾者不仅能够脱贫，而且还能过上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在高效率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了公平分配。

　　对中国来说，现在已经实现了脱贫，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政策上不仅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同时也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把蛋糕分配好。显然，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

　　从市场角度来说，企业家能够在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很多事情。比如，在生产方面，企业家在录用员工时，在不影响生产甚至有利于生产的前提下，照顾一些贫困家庭。企业在培训的时候，不要忘了给生产技能比较差的员工进行基础性的和提升性的培训。在现实中，曾经有企业家专门为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而且培训的标准很高，培训结束后能取得较好的工资收入，一人有工作，全家不仅能脱贫，还能够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在现实中还有企业家回到贫困的家乡，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情况，投资生产适当的产品，并在外地找到适当的市场，回报家乡，实现就业三五百人，一下子实现脱贫几千人。有些企业家与贫困地区结对，提供针对性的扶贫和发展服务。

　　在分配方面，市场一般来说是着眼于效率，而不是公平。但是，市场发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也会改变分配。比如物流企业规模做大后，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物流网络，为贫困地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从而大大降低贫困地区农户和小微企业销售的物流成本。贫困地区之所以能涌现一批“网红”商品，重要原因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支持。一些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支持一些地方的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事业，也能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对政府来说，支持继续把蛋糕做大，首先是一般性发展政策框架，需要发展市场秩序，需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让国际国内贸易市场充分发展起来。这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代世界尤其重要。

　　其次，继续做好放管服改革，提升各地的营商环境水平。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市场化的改革其实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做得好，行政管理规范化做得好，行政执法服务水平高，政府行为能够法治化、透明化，政府权力能够廉洁，那么营商环境就会很好，这个地区就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家来投资发展，本地也能有很多人成长起来成为企业家。浙江政府改革做得好，所以“8个浙江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板”，现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第三，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就区域政策来说，要支持贫困地区的成长，还要支持乡村振兴。在这个方面，如何缩小区域发展水平差别，缩小城乡差别，是政策的核心目标。与一般性政策框架相结合，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化改革，让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机会和力度，能够延伸到内地和边疆地区，以及广袤的农村地区。

　　政府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方面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缩小政策差距的目标。这包括对欠发达地区实施转移支付，对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保等措施。

　　实现共同富裕并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共同富裕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的努力，而不仅是政府来努力。政府的核心资源是强制力以及其效率的普遍性。政府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国防和安全，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提供基本的普惠的公共服务，给市场经济秩序保驾护航，给发展奠定基础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基本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家、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