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肩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这就必然要求国有企业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进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路径与政策选择》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逻辑，讨论了分类改革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路径和政策选择，利用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影响和驱动力量，最后为国有企业未来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建议。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考虑分类分层推进

　　报告认为，国有企业率先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混合体在新发展阶段承担特定使命、发挥特有优势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国有企业肩负着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构成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方面拥有充足持续的内外部资源和多层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为国有企业数字化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动力来源。同时，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仍面临新基建规划不成熟、数字化过程长期而艰巨、国有企业组织架构复杂等诸多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宽领域、多维度特征，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考虑分类分层数字化转型战略：从分类的视角，商业一类、二类国企的数字化注重经济效益和高质量发展，公益类国企则注重提升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率；从分层的视角，集团层面应加强数字化战略顶层设计，子公司应推进数字化管理与业务经营管理相结合，分公司或三级公司则需要完成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工作。具体而言，横向视角，企业需要根据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公益类等不同目标，实施“差异化-数字化”转型战略：

　　商业一类企业应当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促进数字化技术与业务运营相融合，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市场活力，引领竞争性行业高效率发展；商业二类企业应当聚焦主业主责，推动数字化与技术研发、智能制造相结合，推动战略性产业转型升级；公益类企业应当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全力支撑和服务社会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

　　纵向视角，国有企业应该从集团层面、子公司层面和分公司、三级公司层面进行三级联动的数字化转型：集团企业应高屋建瓴，将数字化作为一把手工程，协调各层级部门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如建立智慧管理平台、建数字化生态体系等，促进集团资金、物资、人力资源、数据等各生产要素的高效流转，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贯通、业务协同；各个子公司应当在集团数字化战略的指引下，结合其细分行业和具体业务特征，推进精细化管理，积极创新发展商业模式、提高经营效率；公司或三级公司，应当加强产品生产或服务过程数据动态采集，积极引进基层数字化人才，加强基层数据智能分析和技术开发能力，推动基础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并反馈到集团数据中心，反向推动总体战略规划的完善。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报告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刻画了国有企业数字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对2010年-2018年上市公司A股制造业518家国有企业的年报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2010年起，随着时间变化，数字化转型的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攀升，且在研发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有企业占比最高。第二，各个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路径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制造业由于涉及领域广泛而表现得格外明显，钢铁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数字化转型积极，轻工业则紧跟其后。第三，东部地区呈现出起步早、发展快的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情况较好，西部地区的部分自治区样本过少，但仍有贵州、重庆等省市表现亮眼，且数字化转型与当地政策紧密相关。第四，规模较大的一批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上更为积极。

　　数字化转型正不断赋能国有企业

　　第一，生产绩效方面，数字化转型助力国有企业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其投入产出决策、生产监管、业务变革等提供了信息和技术支撑，建立与市场各主体连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第二，组织运营方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应用推动了国有企业治理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改变企业内部人员结构，赋能员工绩效考核与培训。第三，创新方面，数字化转型促使国有企业深化运营、生产服务和商业模式等多方面的创新，促进企业运营智能化、生产服务智能化和多元化与商业模式革新。第四，竞争模式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活力释放，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转变原有竞争模式，提升自身竞争力。第五，国家战略部署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部署落实的主要推动力和模范带头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践行者，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一步带头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战略部署，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为了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国有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型回归，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盈利能力，人力资本，技术能力和行业竞争是影响国企数字化转型差异的四个因素，且都是正向相关关系。具体来说，盈利能力是国企进行持久数字化转型的保障，人力资本是国企自下而上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技术能力是数字标准化和结构化，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行业竞争是助推国企数字化转型并引发行业其他企业追随行为的动力。第二，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对高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都存在推动作用。第三，市场垄断对高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垄断企业体制僵化导致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且较高的市场垄断程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报告认为，国企数字化转型应注重精准施策：商业一类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应注重数字化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商业二类的国企政策目标则应注重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公益类国企则需达到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在政策细节方面，强调在技术、管理、数据和安全方面的具体推进和落实；在转型方向方面，应通过政策指导国企在产品、生产、用户和产业等多方位的数字化；在赋能举措方面，应注重国企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数字产业和攻克关键技术等方面助力其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