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人口规模增长是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涉及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素质等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现阶段是我国人口总量由增到减转向，以及人口结构、分布和素质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一系列人口与经济社会“拐点”交织的联动改变构成。

　　第一，人口增长“拐点”将至已成定局。人口规律指出，只要生育率持续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数量就会出现持续性负增长，由此人口数量负增长也会成为稳定状态。按照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验，人口负增长“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具体时点，表现为人口围绕零增长徘徊波动，而后转为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从1992年起，我国人口内在增长率即由正转负，开始积蓄人口负增长能量，人口同步进入惯性正增长阶段。时至今日，我国已在低生育率状态下持续运行近30年之久，人口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规模负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到来成为大势所趋。

　　第二，中度老龄社会“拐点”即将来临。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长寿化（低死亡率）是导致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少子化、长寿化与人口惯性作用叠加，我国人口数量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恰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周期相交织。

　　第三，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的局面已经出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设为基数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幼”的负担，家庭和社会由传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且养老压力不断增加。

　　第四，稳态的定居型乡村社会转向动态的迁居型城镇社会业已成型。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占全国人口的26.6%，即超四分之一的国人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集聚，此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63.9%。常态化的流动迁徙不仅改变人口空间布局，加速城镇化进程，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改变着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构与模式。

　　第五，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超前于总人口负增长，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之后步入下降通道，2020年减为8.9亿人。在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弱化的同时，人力资本积淀日渐厚实。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改善显著，居民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儿童与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水平明显提高，2020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5.4‰、7.5‰和16.9/10万，2019年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升至77.3岁，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5.2%、91.2%，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综合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幅改善，不仅是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动力，更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