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将于6月22日至23日在巴黎主办金融峰会，邀请多国领导人讨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而恰在会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深度分析”，猛烈批评IMF和世行支持欠发达国家力度不足，呼吁这两大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尽管随着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对于全球治理的批评也愈演愈烈，但由在任联合国秘书长直接痛陈却属石破天惊，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正失去信任基础。

　　首先，全球经济治理更多反映的是霸权意志。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起源于霸权争夺。IMF和世行创建于二战后，作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国际金融支柱，成为美国把控战后国际金融霸权的工具。尽管后来由于美国经济实力衰退，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建构却被贯彻下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如密克罗尼西亚直接以美元作为本国货币，金融主权深度依附美国。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动辄加印美元将国内通胀外溢，让全世界为其经济衰退埋单。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的日常运作与管理由霸权主导。长期以来，世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公民担任，IMF总裁职位则由欧洲人把持。同时，IMF和世行的决策权也不同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表决，而是股权分配决定投票权的大小。因此，美欧掌控IMF和世行决策权、非洲国家只有“极少投票权”。就连古特雷斯都承认，“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不同国家因为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此外，从这两家机构的相关条款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金融体系的把控，而这也注定了世界金融领域的不公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边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并没有公平对待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IMF和世行的现有架构与规则“不公平地偏向于”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受益于这两家机构的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新冠疫情为IMF和世行带来一场“压力测试”，而这两家机构协助欠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显然失败”。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IMF获得总计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仅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7.7亿，而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这种支持力度的差异符合IMF现有规则，但“从道义上而言是错误的”。因此古特雷斯呼吁，IMF和世行“是时候”纠正长期以来的错误和“根植于现有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和不公”，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家机构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比重、推进IMF份额改革、改善资金用途等。

　　另一方面，美国利用霸权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选边站队。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抱怨IMF和世行的借贷规则加重了它们的债务负担，而这两家机构用于评估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也被打上了美国的霸权意志，站队美国的债务国往往能获得较高打分，而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不仅很难从这两家机构获得发展贷款，且慑于这两家机构的“权威”，其他国际资本也大多不敢对上述国家施以援手。

　　再次，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美国加大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观输出已引起南方国家的普遍不满。近期美财政部长耶伦还将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形容为“美国可与之结盟的力量”，并向美国国会施压，为加大美国价值观的输出，必须为这些机构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联合国在此类问题上不能向美西方霸权国家低头，因为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真正需要联合国站出来主持正义的时候。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质疑这两家机构的规则和架构不符合全球发展现状，改革呼声不断。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依靠发达国家自我反省来改革全球经济体系希望渺茫，不如独立自强、另起炉灶。这也是为什么“去美元化”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连世行行长马尔帕斯也表示，由于加息，发达国家从市场上抽走大量资金，全球正面临日益明显的资金短缺，因此未来5年，合作与创新成为唯一出路。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挑战不断加剧，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推动疫后复苏、重建信心至关重要。此次古特雷斯直接呼吁对IMF和世行进行改革，可见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因此，改革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反映最广泛成员诉求的治理体系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