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不断巩固韩美战略同盟，加速改善韩日关系，同时在对华关系层面日益显露保守主义思维，导致中韩关系呈现由“政冷经热”进一步向“政冷经冷”下探的消极趋势，这令韩国企业界越来越不淡定了。曾几何时，韩国企业界将对华合作视为本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稳压器，现在却因韩国保守派政府的左冲右撞而受到越来越多非经济因素干扰，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经营决策上面临是留还是撤的棘手选择，在心态和定力上也被推向十字路口。

　　纵览中韩1992年建交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发现，以两国企业为载体的各种合作既发挥了良性引领的风向标作用，也承担了扩大合作规模的压舱石重任。正是在两国以企业为重心的经济界携手努力下，中韩取得贸易飞跃式发展、投资跨越式增多、旅游井喷式迈进、人文递进式夯实等诸多成就。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企业对华合作经历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试探式”，到21世纪初的“涌入式”乃至2013年开始的“成熟式”演进发展。韩企对华合作心态也由注重快进快出，向更加重视长期收益转变。但随着尹锡悦政府为了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目标而推行“价值观外交”甚至追随美日的“遏制外交”，韩国被美国恩威并施的利用所左右，被日本或明或暗的拉拢所吸引，韩企对华合作心态开始面临越来越多掣肘，一度成为双边合作典范的中韩企业合作也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

　　客观而言，中韩合作提升速度明显快于中日合作，两国贸易规模突破3000亿美元的周期大幅缩短，与韩企对华合作心态曾经历的三个周期变化不无关系。一是1992年建交至2001年，互利阶段。基于中韩双边合作协议，互利共赢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旋律，韩企在对华合作心态上也呈现相对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二是2002年至2012年，互补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中韩合作越来越呈现互补态势，韩企对华合作心态也由俯瞰向平视转变，但韩企占据产业链中高端、中国更多居于低中端的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三是2013年至今，互惠阶段。这一时期由于韩国对华贸易依赖加大，中韩技术和产业差距不断缩小，加上中韩签署FTA协定、共同加入RCEP协定，两国经贸呈现总体互惠、部分竞争的格局，韩企对华合作心态变得喜忧参半，高端制造等行业上的一些优势呈现被逐渐拉平之势，开始引发一些韩企担忧。

　　美国延续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在芯片等领域对华设限并强拉韩国等盟友和伙伴加入对华产业围堵阵营，鼓动包括韩企在内的一些跨国公司对华“去风险化”，导致三星集团、SK海力士等大型韩企陷入挣扎。美国加大诱拉力度以及韩国政府的政治风向，使得一些韩企心态更加动摇，开始更多注意对华合作中的相关负面因素。

　　一是同质竞争因素。随着中国企业在赶超型产业模式上取得明显进展，近年来中韩合作的竞争关系更多体现在造船、汽车、芯片等产业高度重合、技术差距缩小、出口对象接近的领域。韩国国内一些舆论就此认为，韩企只有转移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市场才能维持对华竞争力。二是贸易赤字因素。不过，在中韩建交和不断加强合作的30多年里，韩国对华贸易赤字并非常态，当前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也是韩方需要反思的地方更多。韩国保守势力拿对华贸易赤字说事，也是没有看到中企抢抓RCEP生效机遇、注重优化对韩贸易结构进而推动出口大幅增加等背后功课。三是非经济因素。以往，中韩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和深化双边经贸、投资以及两国企业间的合作，但尹锡悦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随美日起舞，这给韩企对华合作增加了附带阴影的额外成本。

　　平心而论，韩企注意到上述因素可以理解，中韩合作确实无法忽视竞争性上升等问题。这更多是缘于中国在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服务贸易等领域不断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在部分领域“弯道超车”。即便如此，韩企乃至整个韩国经济界都应看到，在中韩长周期的经贸合作中，韩国持续保持对华顺差，2018年时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58亿美元；现在，也不能因出现逆差就称在华“赚不到钱”了。而且放眼看去，美日一些大型企业并未因为各自政府持续推行遏华政策而弃中国市场而去。相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华日企的年度投资收益大幅高于北美、东盟和欧盟等其他市场，真正打算退出中国市场的日企不多。最近几个月，多家美企高管不顾国内政客“警告”扎堆访华，更是应了“赚钱才是硬道理”的商业王道。

　　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被推上十字路口的韩国企业需要稳定对华合作的积极心态和清醒认知，不要被国内政客目光短浅的鼓噪所扰，别让本该在华抓住的商机从眼前溜走。韩国政界也应审时度势，与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相向而行，言行一致地多为韩企对华合作营造积极外交姿态和良好政治生态。（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