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我想讲讲营商环境这个比较软、比较虚的东西，分享四个观点，或谓四点思考。

　　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义进一步深化再认识，提高自觉性

　　要素是投入人类生产流通过程中，经过交易能创造出社会财富的资源。这就好比资金和资本的关系，那些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金，我们才把它叫作资本。所谓发展，就是要素优化配置以不断实现增值收益的过程。高质量发展，也就意味着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产出，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显著提升。

　　对于要素的理解，我提出一个高度抽象的“两分法”：一类是不可移动要素，另一类是可移动要素。不可移动的要素，主要就是跟自然物质环境相关联的，如土地、区位、气候、矿产、生态，等等。现在的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在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当中，不可移动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下降，而相应可移动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可移动要素，有劳动力包括人才，还有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

　　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要靠要素的全面丰富，但更要靠要素的优化配置。不可移动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已不是区域竞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尽可能汲取可移动要素“为我所用”，才是区域激烈竞争中最终胜出的一大法宝。

　　我们总是在讲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总体的要求和长远的导向。但再讲“协调”，还得无可否认区域经济的竞争是常态。这些可移动的要素，凭什么就到您这里来而不去别的地方？那就取决于您这里能否营造出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资金和成本的洼地，人家都愿意往您这儿投；好的营商环境，又意味着人才和事业的高地，人家都愿意在您这儿干。营商环境这个看起来再“软”不过的东西，最后竟然成了区域发展中最硬的竞争实力。现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都比较充分了，只有“君子求诸己”，老老实实地把自身的营商环境建设好、优化到位，才有希望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比拼中脱颖而出、终成正果。

　　优化营商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府和官员

　　我这里说的政府，是指广义的政府，包括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甚至是公共管理职能延伸到的事业单位，或谓整个上层建筑。我在跟踪研究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发现经济生活中确有市场主体发育不足、企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老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关键还在于“权力不可任性”。这些年来，对我们营商环境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又是哪些事情，更突出地影响到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我感到是政策多变、合成谬误；是听风就是雨，唯上唯书不唯实；是内卷、“躺平”，是一刀切、运动式；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有烦琐哲学、帽子牌子满天飞，文山会海和过度考核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公害”。优化营商环境，的确还是要政府多一些“刀口向内的真改革”。

　　当下优化营商环境的要害，还需要关注和解决“非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好坏，固然与经济周期、产业结构、运行质量等经济因子有关，但现在看来，非经济因子的地位更突出，影响面更大。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官员的思想作风，说起来和经济本身似乎有一段距离，但其实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外溢影响特别大。连列宁都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更何况我们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了。

　　营商环境的优化还要跟工商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营商环境一大块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这一块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投资和建设，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但制度和人文的软环境呢，恐怕还有较大的差距。制度后面是制度文明，制度的落实也要靠人文环境。为什么大家总爱说“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呢？这是因为营商环境是和人文融为一体的有温度的，可感知、可体验的环境，不仅仅是建在地上的基础设施和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

　　有的地方把营商环境分解为行政、市场、政策、法治等多个方面，其中还有一个是人文环境。理论上可以做这样的抽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几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在有机、浑然一体的。人文这个东西，似乎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作用。所以，我也总愿意把人文经济和民营经济、生态经济、“数智经济”连在一起，说成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张金名片”。

　　我们这个国家，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并曾在这个形态上雄踞世界之首。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是大大地落后了。虽经洋务运动的努力，也曾追赶了一阵，但最大的进步，还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短暂几十年里。

　　无论是产业、科技还是工商文明，我们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譬如精工精益、品质制造，工业化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到位，那就难免会有些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更不要说像产权、契约、诚信、法治这一整套的东西，我们要想明白、做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的挑战在于：工业化尚未到位，数智化时代已然来临；我们既要争数智化的先，但也不能忘了补工业化的课。万丈高楼平地起，认知和理念的大厦，同样不能建立在沙滩上。

　　“坚持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优化营商环境，要害是推进实现经济活动中全部涉法主体权利、机会和规则的“三个平等”。这其实是党的十八大的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要求：“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贯彻“三个平等”的核心要求，首先要落实在公有和非公有不同的市场主体之上。其次“三个平等”要体现在不仅仅是名义宣传上的，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的。最后“三个平等”要全方位覆盖行政和市场“两类主体”。只有不同所谓纯粹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而无行政主体在监管层面遵循和管控的“平等”，或在特定交易中政府作为“准市场主体”参与的、基于合同契约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平等”，那“三个平等”的要求，恐怕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完整的落实。至于行政和市场“两类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达成全覆盖的事实平等，那就要贯彻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章》）”“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的精神，也即所有经济领域中的涉法主体，都要自觉践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基本法则。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