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内聚观念与藏族的宗教行为(一)
——青海卓仓藏人的宗教信仰现状调查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藏区群众的宗教生活呈现出何种态势,未来将向何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已有许多人为此而进行过调查和研究。人们的结论大体有三类:1,认为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藏传佛教已经表现出了世俗化倾向,藏族的宗教信仰必将趋于淡化;2,认为藏传佛教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与藏族的社会文化融为一体,水乳交融,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或者说它的根本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更多的人则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从某一具体的侧面入手,分析藏传佛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变化和发展。笔者认为,结论的多样性,恰好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宗教生活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结论也自然殊异有别。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已有的研究除了少数是以村落作为案例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作为调查单位。区域抽样虽然是田野调研中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当我们试图研究藏人的具体宗教行为时,却发现以行政区划作为抽样单位不仅有过于“宏大”之嫌,且在合理性上存在欠缺。也就是说现在的行政区划与藏人的宗教行为之间并不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在本文中笔者将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即以一个部落作为单位来考察人们的宗教观念与宗教行为。部落组织在部分藏区的历史上一直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历史上宗教设施的兴建、公共宗教活动的举行都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不同部落之间由于各种因素的差异造成其宗教生活状态相殊相异。今天在重建宗教生活的过程中,部落组织虽已不复存在,但是部落观念的影响仍有迹可寻。因此,以部落为单位,通过观察当下和历史比较,是了解藏人宗教信仰现状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文中笔者将以青海省东北部湟水南岸山区的卓仓(gro-tshang)藏族部落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该部落一寺四村的个案调查,观察卓仓藏人的宗教信仰现状、变化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探讨部落内聚观念对卓仓藏区的宗教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的材料均来自笔者2006年对上述一寺四村的田野调研。
一、 样本介绍
卓仓藏人是指今天分布在青海省东北部湟水南岸山区地带的包括乐都、平安、民和等县(湟水北岸属于互助县有一个村)的自称为“卓仓”的藏族群体。卓仓藏人作为一个部落组织(’tsho-wa ),形成于14世纪,当时,来自西藏的噶举派高僧桑杰扎西(sangs-rgyas bkra-shis)及其侄子三丹罗追(sems-bstan blo-gros)等说服西北蒙藏诸部归顺明朝有功,因此,明朝中央不仅于洪武年间出资劈地修建了卓仓多杰羌寺(gro-tshang rdo-rje-‘chang)——瞿昙寺(ko-tam-sde),还于宣德二年(1427年)将周围七条山沟土地百姓赐予该寺作为香火地(lha-sras lung-bdun即所谓“卓仓七沟”或“神嗣七沟”),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瞿昙寺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地方势力。由于桑杰扎西等人来自西藏洛扎卓瓦垅(gro-wa-lung)地方,按照藏族的命名习惯,人们就取卓瓦垅的第一字“卓”,而将归他管辖的地方和百姓统称为“卓仓”。后来由于通婚、迁徙等原因,七沟之外也有部分藏族自称为卓仓藏人,据1958年时的一份资料称卓仓七沟有大小32个村子。据估计,目前卓仓藏人聚集区约占地1500平方公里,近2万人。
笔者在卓仓部落的调研是以该部落的另一寺院、历史上曾经作为瞿昙寺法相学院的卓仓寺为中心展开的,根据与该中心在空间上的距离远近、民族构成差异、以及村子本身的宗教文化特色等因素,选取了杰勒囊(kyi-lag nang)、贡贝岳(dgon-p’I yol)、热甘囊(ra-rgan /sbra-rgan nang)、台拉噶(thal-la-ka)等四个村子。现介绍如下:
卓仓寺,当地藏人称为“贡巴囊(dgon-pa nang)”,意思是“寺院”,以此与被称为“拉昂囊”(lha-khang nang 意思是“佛殿”)的瞿昙寺相区别。卓仓寺地处乐都县瞿昙乡最南部,靠近瞿昙河谷的顶端,北距乐都县城碾伯镇30公里,距乡政府(瞿昙寺所在地)8公里。卓仓寺最早始建于1619年,当时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的邀请,北上青海,举行会盟。期间应邀莅临瞿昙寺。由于寺僧“禀报瞿昙寺与村庄毗连,祈求迁移他地”。于是达赖喇嘛亲自授记在列俄日塘(lha’i-sngo-re-thang)选定地址,赐名“扎西当噶(bkra-shis-ldang-ka)”,作为瞿昙寺的法相学院。后来第五世达赖喇嘛又赐名“朵麦大法苑扎什伦布(mdo-smad chos-sde chen-po bkra-shis-lhun-po)”又因该地苍松翠柏,峰峦叠嶂,盛产各种草药,所以当地汉族称该寺为“药草台寺”。卓仓寺自建成以来一直以研习经典为主要宗旨,后来又与拉卜楞寺、塔尔寺、支扎寺(lde-tsha-dgon)、佑宁寺、芦花寺(lo-dkar-dgon)等安多藏区的丛林名刹保持着密切联系,诞生了许多学贯三藏的高僧大德。该寺最盛时僧人数达500名,到1956年时仍有99名。1958年宗教改革,寺院开始遭到破坏,1963年寺院短暂重新开放,此后不久“文革”开始,所有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寺院建筑遭到彻底破坏,最后只剩下一座佛府(贡瓦佛府)作为国营林厂的办公场所。1985年寺院重新开放。目前有僧人14名,其中受比丘戒者5名,沙弥戒者3人,剃度僧6人。
毗邻卓仓寺有两个村子——杰勒囊与贡贝岳。杰勒囊,当地汉族称为石坡沟。该村1958年前属于卓仓寺香火地(lha-sde),主要负责为该寺承担徭役,称为“脚夫(rkang-las-ba)”。该村现有4个村民小组共83户,只有一户祖籍甘肃的汉族家庭。1958年宗教改革之前,该村有8位出家的僧人。1958年宗教改革后,卓仓寺多数僧人被遣散返乡,部分不愿返乡的僧人就地安置,落脚该村的僧人达33名,其中的许多人今天依然生活在该村。这些被迫还俗的僧人多数保持着深厚的宗教情节,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该村的宗教氛围较其他村子浓厚。笔者对1958年之前当地宗教信仰状况的了解主要得自对这些高龄还俗僧人的访谈。
贡贝岳(原意为“寺院下方”),汉语称为台沿村,因该村坐落在河岸台地上得名。该村的形成是近几十年的事。早先该地皆为卓仓寺所属耕地,并没有住户。民国以来,西北局势动荡,河湟、甘陇一带逃荒难民来到该处,依靠寺院生活,或租耕田地,或为寺院放牧。由于寺院赋税极轻,因此,逐渐吸引许多人前来。开始人们还只是在河岸边的黄土崖上挖窑洞居住,解放以后这些居民都被就地安置,才逐渐形成村落。1958年“大跃进”时,贡贝岳村在卓仓寺设立食堂,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零散居住的村民集中到寺里占据原先的僧舍居住,后来又陆续从寺里搬出,在寺院周围聚落而居。现在台沿村有150户人家,其中藏族和汉族大体各占一半。贡贝岳村虽然毗邻寺院,甚至与寺院连为一体,村庄的形成发展与卓仓寺的盛衰变迁交织在一起,但是,短暂的历史使该村尚未及形成自己的宗教生活传统,因此,该村至今还没有公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
另外两个村选择在城台乡,一是热甘囊村(汉语称城子村),一是台拉噶村(汉语称台子村)。从这里直线走山路,距卓仓寺约30公里,绕行县城走公路约70公里。拉甘囊村至少已有600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是与卓仓藏人最早的首领桑杰扎西密切相关。据称桑杰扎西等落脚卓仓地方后,来自西藏的族人分为两个支系,其中一支便居住在热甘囊村(另一支在瞿昙乡囊甘玛村)。由于该族人所居庄园墙高院阔,一如城堡,因而所在的村庄又得名城子村。热甘囊村现有45户220人,其中只有两户汉族,都是解放以后从附近汉族村子迁入的。由于热甘囊村曾经作为卓仓部落统治者——桑杰扎西的后裔梅氏家族的所在地,因此,该村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宗教文化传统。该村1958年前有10人出家为僧,现在只有2人。
从热甘囊向南2公里就是台拉噶村,这是一个藏汉参半的村子,现有73户268人。1958年前有4人出家,现在没有出家僧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村有2户世袭的民间密咒师家族,当地人称为“宦(dpon)”。历史上,“宦”在卓仓藏人的宗教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与寺院僧人共享村民的尊崇。虽然由于时局变幻,这一角色已经沉寂多年,然而,近年来“宦”又开始重新开始出现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因为他是宗教传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所限我们除了在卓仓寺的调研覆盖了全部僧人之外,在四个村子的调研都是根据经济条件、是否有宗教神职人员、民族成分等因素选取典型家庭45户,而在家庭内的调研则尽可能包括全体成员,以比较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
原载《安多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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