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间神职人员“宦（dpon）”的重现

　　“宦”是指那些具有家族世袭特征的民间神职人员，有的地区称为“俄巴（sngags-pa）”。他们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在家的神职人员，但又明显地吸收了本教诸多自然神崇拜的思想和仪轨。关于“宦”的历史起源已有许多人探讨过了，从字源上分析，这一角色与早期的部落首领“措宦（’tsho-dpon）”或军队首领“如宦（ru-dpon）”有某种联系，其超凡的神性被认为是家族世袭的。有关“宦”的知识和技能总是家族内部传授的。“宦”在卓仓藏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上“宦”的宗教服务涉及面很广：比如人去世后他们也参加亡灵超度仪式，只是他们不能与僧人同室颂经；在婚礼上他们要举行驱邪、唤“央（即福运）”的仪式；此外他们还经常负责防雹、祭祀山神、看病、选择阴阳宅等。“宦”和僧人在功能上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也有各司其职的部分。一般地，村民们认为“宦”在人死后会举行招魂仪式，而僧人不会举行此类活动。另外，僧人不会像“宦”那样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宦”更加注重对村民世俗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村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有“宦”，台拉噶村有两个“宦”家族，而其他3个村子则没有。也许年代过于久远的缘故，无人能说清楚这些“宦”家族的最初缘起。

　　1958年宗教改革之前，所有的“宦”家族都有自己的佛堂（mchod-khang），家里备有法事活动必须的书籍和法器。1958年的宗教改革不仅摧毁了寺院，同样的灾难也波及“宦”，他们家里的法器、书籍或被没收，或被封存，他们的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

　　1958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年长的“宦”相继离世，而他们的后代因为没有机会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无法从事宗教活动，因此，“宦”似乎从卓仓藏人的宗教生活中渐渐淡出了。然而，随着村民宗教生活的逐步重建，人们发现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处处需要“宦”的服务。这种需求的日益增加，激起了“宦”的后代再续家族传统的渴望和决心，于是，“宦”在村庄生活中再度活跃起来。

　　桑杰（化名，男，68岁），出生在台拉噶村世袭的“宦”家族——贡瓦家族，自小父亲就决定将来让他继承祖辈传下来的技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宦”。为此，父亲从他7岁开始教他学习藏文，后来又随一位住在热甘囊的拉卜楞寺僧人学习。就在他开始学习念颂一些常用的经典时，1958年的宗教改革开始了，他的学习不得不中断。知道工作组要来查封家里的经书、法器，他的父亲提前挑选了一些易于保存的法器和经典，挖坑埋藏在自家院子里，而像《般若八千颂》这样的书太大不便藏匿，后来都被工作组没收了。1971年，西宁钢厂在农村招工，他被录用了。1998年他在西宁退休。但是，他发现农村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都开始恢复，他有时候回老家也有人请他去念经，这就让他萌生了是否可以再续家族传统的想法，于是，他重新掘出埋藏的法器书籍，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腐烂损坏了，他只好将它们烧掉，然后又设法在塔尔寺等地配齐了法事活动中常用的经典，开始自学。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较为娴熟地从事一些常规的法事活动。现在他的宗教活动日益增多，不仅常有村民延请他主持法事活动，当他在西宁时，许多住在西宁的卓仓藏人也会邀请他去做法。但是，他也坦言与先祖相比，他的宗教知识实在是太少了，他经常无法回答村民们提出的各种宗教问题。但这并不重要，对于村民们来说，不管他是否具有丰富的知识，他出生在“宦”家族就天然地继承了先祖的神圣法力。

　　“宦”的存在对于村民来说，最大的好处在于延请的便捷和相处的随意，因为“宦”从本质上讲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农民，事无巨细都可以请他来，就像生活中的相互求助一样，不必特别在意礼节、程序和报酬。而延请僧人属于一次正式的活动，对于僧人的尊崇和陌生感常常使村民们觉得无所适从。

　　五、讨 论

　　以上是笔者对卓仓藏人地区一寺四村宗教信仰基本情况的观察，综合这些信息，笔者对卓仓藏人的宗教信仰现状及其宗教行为特点做如下三点判断：1，部落内聚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宗教行为；2，民众的深层信仰基本平稳；3，宗教信仰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工具的色彩趋浓。

　　1.部落内聚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宗教行为

　　调查发现，部落内聚观念反映在卓仓藏人的宗教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全体成员认同共同的宗教活动场所，资助固定的神职人员群体并分享他们的宗教服务。这可能与历史上以瞿昙寺、卓仓寺为核心的地方政教合一统治有关，历史形成的宗教生活模式具有一定的持久惯性。无论是原居地村民还是因各种原因外迁的移民（包括定居在青海省其他州县的移民和国家干部），卓仓藏人大都保持着视瞿昙寺、卓仓寺为宗教信仰归宿的观念。比如那些外迁者，他们可能已融入了迁居地的宗教氛围之中，但同时仍然希望能在瞿昙寺、卓仓寺举行那些被认为最为重要的法事活动，从那里获得宗教上的服务。如果家里老人去世，他们有可能在定居地按照当地传统处理后事，也可能将尸体或骨灰运回故土埋入祖坟，但无论如何，绝大多数人都会在上述两个寺院中选择一个举行亡灵超度仪式。他们在日常具有宗教服务需求时，也不是采取“就近方便”的原则，相反，只要条件许可多数人会“舍近求远”，前往瞿昙寺、卓仓寺举行佛事活动或延请两寺僧人提供服务。在寺院方面也持有相同的观念，它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卓仓藏人就与寺院具有某种天然的权利、义务关系。最为典型的是在寺院恢复重建的集资过程中，寺院向全体卓仓藏人发出捐助号召，僧人们向任何具有卓仓藏人血统的人募捐被认为是正当的，事实上卓仓寺的重建正是依靠这些捐助完成的。寺院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寺僧基本生活的维持等等无不仰赖这种以部落观念为基础的行为选择。同样，僧人们也把为卓仓藏人这一特定人群提供宗教服务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以地理空间上的远近和交通的方便程度来开展自己的宗教活动。还应该指出的是，受这种部落内聚观念的影响，卓仓藏人的宗教行为以继承本部落传统为目标，而不是简单、随意地模仿其他藏族社区。

　　2.民众的深层信仰基本平稳

　　严格意义上讲，人们的宗教信仰属于内心情感范畴，我们无法通过外化的宗教行为准确把握内心的信仰情感。如果有一种途径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人们对于佛教的内心实态，那么，在笔者看来人们对因果报应思想和灵魂轮回转世观念的认可度，就是一个最好的验证指标。

　　因果报应和灵魂轮回转世学说都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所谓报应思想即通常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人的命运是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的。然而，这种理论与人生的实际观察大有出入，于是，佛教又把这种报应思想与轮回思想相结合，认为这种报应并不一定在现世就会得到体现，而可能体现在来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善行和恶性的报应乃是通过更尊贵或更耻辱的再生来完成”。为此佛教又创立了“业”的学说，认为个人行为所造成的“业”是不会消失的，它“构成一种银行帐户，户头里的收支差额无可避免地决定了灵魂再生时的命运，命运好坏的程度则端视帐户中或盈或亏的大小而定。”这即是说，前世的功德与过患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功德与过患决定来世的命运。这样就把人的生死置于无尽的循环当中，只要在这循环之中，就必然受到上述法则的制约。佛教的这些学说无非要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是苦难的，要摆脱这种苦难，就必须依照佛所指明的道路前行。虽然普通村民并不知道“六度”、“八正道”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但他们知道要想得到善果，要想获得幸福的来生，就必须“诸善奉行，诸恶莫做”。因此，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思想对于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深度访谈中发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所有14名僧人无一例外地认为报应和轮回是存在的，这是佛的根本教诫，如果它不存在，那么整个佛教的思想就无从谈起。而村民的看法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报应和轮回是存在的，但是，一般人如果不经历事故、苦难是不会相信的，只有自己遇到病痛、灾祸，才会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信仰不是轻易生起的，而是在教训和苦难中产生的。虽然大家说，今生行善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来世，但是，佛法的“厉害”在于它经常在现世就让你看到报应，令你不得不信。持这一观点的人占明显多数。第二种观点质疑报应、轮回之说。指出佛说有报应，可是那些作恶的人依然生活得很好。佛说有来世，人们谁也没看到，科学上说那是迷信。但其中的多数人又认为，报应、轮回之说是佛的教法，是藏民族的传统，因此应当继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相信佛教对社会有好处，否则，大家都可能做坏事。事实上，是否有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思想分歧可能从佛教传入藏区以来就一直存在，因为一如韦伯所说，这与人们的实际观察大有出入，村民们也反映这样的分歧不是今天才出现，以前就有这种争论，只是人们不会在公开场合进行这种争论。

　　在笔者看来，与传统社会相比，尽管当前卓仓藏人中无论宗教神职人员（僧人和“宦”）还是普通村民都表现出宗教知识相对匮乏等现象，但是，这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

　　3.宗教信仰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工具的色彩趋重

　　调查发现，在外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宗教行为，对原居地卓仓藏人的宗教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出资出力推动宗教设施的重建，积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延请僧人到家里举行佛事活动，并通过较为丰厚的经济供献事实上提高僧人的生活水平。这就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难道他们真的与普通村民一样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吗？显然，无法对此做出准确判断，但是考虑到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怀疑。那么如何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呢？笔者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有信仰的成分，但是，对于这一人群来说，他们更多的是把参与宗教活动作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甚至是部落认同的工具和象征。当他们身处他族文化的氛围之中，或在都市这种文化杂汇之地时，迫切需要找到自我文化认同的根基，于是，他们的视线再次回到祖先的居地。他们推动村庄宗教设施的重建活动、参与村庄的各种集体性宗教活动，其中的有些人还热衷于修建佛塔这类并不符合当地宗教传统、却具有很强视觉效果的建筑物等等，这些具有公益性质的努力，不仅使他们在村庄社会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更具深层意义的是这些活动保持甚至增强了他们与故土社会的文化联系，保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宿。这是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衍化出来的宗教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村庄里，也有部分村民逐步确立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开始质疑佛教的认知体系，虽然，在佛教思想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村庄社会中，他们或者认同佛教的价值体系，或者缺乏公开背叛的勇气，然而，他们都坚持信仰佛教是藏族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们可以预测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质疑佛教的认知体系，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依然会有许多人认同佛教的价值体系。通过对当代国际社会的观察可知，族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既促进了相互沟通与认知，又激发了人们族群认同的热忱。同样，在卓仓藏人中藏传佛教信仰作为认同工具的色彩亦在日益加重。

　　原载《安多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