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村民的宗教行为 

　　村民的宗教行为，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包括村民个人家庭内的活动、宗族集体活动、村庄公共活动等。传统上，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佛堂——“却康（mchod-khang）”，宗族的宗教活动主要围绕“却康”进行，然而，我们在调查中未发现重建的宗族“却康”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活动，村民也反映除了上坟之外已经没有宗族性质的宗教活动，因此，本文中有关宗族的宗教活动从略。理论上，集体的宗教活动还应该有整个部落性的活动。但是，由于在行政区划过程中卓仓部落已被划归不同的县份，加之寺院本身的衰落，已经没有能力组织此类活动了。故而本文中笔者论述的重点是村民家庭的日常宗教行为和村庄集体的宗教活动。 

　　1.家庭日常宗教行为 

　　调查发现，四个村子的宗教活动氛围并不相同。杰勒囊村、热甘囊村的宗教氛围明显浓于其他两个村子，这除了两村都属于藏族村民占极高比例的藏族村（bod-sde）之外，还各有其他的原因：杰勒囊不仅离寺院很近，寻求宗教服务极为方便，而且村里还有许多依然怀有浓厚宗教情结的还俗僧人家庭，他们的行为对其他村民具有示范和引导效应；而热甘囊则由于梅氏家族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而存有深厚的关于宗教活动的村庄记忆。台拉噶村和贡贝岳村可以被视为卓仓地区汉藏杂居型村庄的代表，由于历史文化积淀的差异，他们在宗教生活方面仍表现出明显差异，台拉噶村的宗教活动在频度和规模上虽然不及上述两个藏族村子，但也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许多宗教活动都是汉藏村民共同参加。相对而言贡贝岳村的宗教氛围较为淡漠，但这并不是针对所有村民而言，事实上该村也有出家的僧人，也有村民坚持常年举行煨桑、点酥油灯等活动，只是由于该村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宗教传统，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相差悬殊，宗教活动对村庄文化（比如村庄特色的公共事务、村庄内人际关系互动等）所产生影响还不明显。 

　　尽管有上述整体性的差异，但是村民个人家庭的日常宗教行为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家庭宗教活动模式：在初一、十五等这些吉日的早上或晚上，由家里年长的女性负责举行宗教礼拜活动，包括煨桑、点酥油供灯，并磕头念经。年长男性有时候也来参加。如果年长女性已经去世或不在家，则由年长男性负责宗教仪式。而家里的晚辈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除非遇到特殊的事情，比如举行重大活动或为某些特殊的事情祈愿。家里的宗教设施一般较为简单，在笔者所调查的四个村子里，约有一半的家庭垒有专门煨桑的焚香台（sangs-khri），而许多人家煨桑常用烙锅、盆子等替代物，甚至仅仅是一片瓦，只是在举行仪式时，将其放在较高的地方，避免踏跨玷污。多数人家都挂有佛、菩萨像，或者有简单的佛龛，但是，很少有人家劈出房间作为专门的佛堂。只有热甘囊梅氏家族，重新恢复了1958年时拆毁的家族佛堂，然而佛堂内的陈设依然十分简陋。村民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下会延请僧人到家里举行佛事活动，一是家里有人亡故，必须颂经超度；一是家里接连发生灾害或不幸事故，需要消灾祈福。也就是说，有些家庭十几年来从未举行过延请僧人到家里颂经的佛事活动。 

　　卓仓藏人的上述家庭宗教行为，显然与那些宗教氛围很浓的藏人社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从邻近的化隆县嫁到杰勒囊的白玛（化名，女，22岁）说，在她的老家凡是上了岁数的人都是念珠、玛呢轮不离手，年轻人也会念颂许多佛经，家里煨桑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磕头。她说与老家相比，卓仓藏人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一切都简单行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他的丈夫对神佛缺乏虔敬之心。然而，多数的当地老人认为虽然由于贫穷人们不能经常性地举行供养仪式，但是，与1958年之前相比，人们的宗教行为差别不大，甚至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举行宗教仪式比那时还多。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告诉我们，即便是相邻的两个地区，宗教信仰的状况、人们的宗教行为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地区宗教传统的形成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相关。一般来说，对于宗教生活的重建，村民们期望的是恢复他们自己的传统，而不是刻意向他人看齐。 

　　调查发现，老年妇女是家庭宗教活动的主角，而男性很少参加家庭内日常的宗教仪式。对此村民们给了这样的解释：1，男子多外出，很难保证他们在那些特定的日子会在家里，而老年妇女很少外出，能够坚持举行家里的宗教活动，故而久之成俗；2，不管由谁举行礼拜仪式，都是为全家人祈福，因此不特别强调家庭其他成员参加与否。这样的解释告诉我们，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家里的任何人举行礼拜仪式，都代表着全家人的意愿，而不仅仅代表行为者个体。由老年妇女举行家里的宗教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因为老年人有更多生产性劳动之外的闲暇。其实，同样的情况在藏区是很普遍的，西藏当雄县的牧民在水羊年转圣湖那木错时也是多由老人和孩子参加，而家里的青年人则因为参加农牧业生产而很少参加需要几天时间的转圣湖活动。 

　　能够常年坚持举行礼拜仪式的农户在四个村子都很少，约占到10%。主要有两类家庭：一是有僧人或还俗僧人的家庭，他们举行活动比普通村民频繁；二是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家庭。许多村民指出，他们不能常年坚持，除了没有那样的“精神（虔诚之心）”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如果每天坚持点一个供灯，一年也得20斤酥油。现在退耕还林还草，家里都没有畜群，所有酥油都靠在外工作的子女送来。如果自己到市场上购买，至少得花200元人民币，而货币对于村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调研还发现，年轻人很少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这在其他藏区也较为常见，有人据此认为藏族的宗教信仰正在或必将趋于淡化，这一结论在笔者看来有值得商榷之处。年龄分段法是田野调研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其中青年阶段所反映的信息经常被作为预测未来的重要依据，因为当青年人成长为一家之主或社会中坚后，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将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然而，这种假设并非是普遍的规律。在卓仓地区，这一现象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劳动分工的状况之外，还反映出社会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在伦理道德要求上的差异。调查中获知，40至45岁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个社会形象、社会角色的转型期，此前属于“年轻人”，社会对这一角色的要求主要是上进、孝顺、活力等等，社会认可他们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而45岁之后则被视为“老年人”，社会对这一角色的要求则是稳重、慈悲、富有经验等等，认为他（她）们应该通过虔诚的信仰为来世的幸福“铺路”。为此，老年人应该经常参加各类宗教活动。相反一个年轻人如果平时手持念珠，无论何时何地都念念有词，就会让人觉得与其身份不相协调，有做作之嫌。而一个“老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仍然为生计、赚钱操劳，不参加集体的宗教活动，同样会遭到舆论的讥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天青年人的行为模式推测未来的社会趋势，因为在卓仓藏人的文化观念中，个人的社会形象、社会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必须根据年龄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我形象，才能符合社会的要求。事实上，今天那些虔诚的老年信徒们坦言，他们在青年时代也基本不关心家里的宗教活动. 

　　2.集体宗教活动 

　　1958年之前，卓仓藏人中以村落或村落联盟为单位举行的集体性宗教活动主要有：定期到玛呢康中举行颂经集会、在“拉则（lha-rtse 敖包）”上祭祀地域保护神、延请寺院僧人到村里念颂平安经，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频繁发生奇异事故，要修筑“奔康（’bum-khang）”，并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等等。由于1958年宗教改革，村庄内的公共宗教设施毁损殆尽，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中，卓仓藏人的集体宗教活动实际是伴随着这些公共宗教设施的逐步重建而缓慢恢复起来的。 

　　(1)公共宗教设施的重建 

　　集体宗教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然而历史上的各种宗教设施比如村庄共有的玛呢康、家族的“却康”、村庄或家族所立的“奔康”、“拉则”等在1958年后几乎被毁。尽管个人家庭的宗教活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恢复了，但是卓仓藏人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以及缺乏有影响力的宗教权威，因此，公共宗教设施的重建过程是极为缓慢的。    

　　恢复重建最早的公共宗教设施要算“拉则”，各村的“拉则”在1958年悉数被毁，然而很快就得到重建，比如，热甘囊和台拉噶共同的“拉则”在“四清”运动之后很快就被悄悄重建了，虽然没有统一公开的祭祀活动，但人们偷偷地前去祭拜。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宗教政策的变化而掀起了一轮重建宗教设施的热潮。杰勒囊的玛呢康就是那时恢复的。实际上，该村玛呢康的房子在“文革”中并未拆毁，而是收归集体，作为村里小学的教室而得以保存，只是那些佛像经书被销毁一空。村里那些还俗僧人们主动牵头，通过村民集体集资的方式重新做了玛呢轮，并从塔尔寺密宗学院请僧人来装藏、开光，于1986年农历6月15日举行开光仪式。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村子。然而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热潮之后，经济上的贫困使得宗教设施的重建陷于停滞。 

　　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再次掀起重建宗教设施的浪潮。这次重建浪潮中的两个现象值得关注：1，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在卓仓藏区至少6个村子修建了佛塔，这似乎是对其他藏区的模仿。然而，佛塔在当地传统的村庄宗教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村民们一时还不知怎样将它融入到自己的宗教生活中。2，公共宗教设施建设的策划、募捐、施工等都是由在外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主导和推动，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努力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复杂动机，但是，这些活动明显地想在村子里增添某种文化标记，而不只是为了满足村民对宗教传统的渴望。 

　　重建宗教设施的热潮具有很强的激励和感染能力，激起了人们的攀比心理。热甘囊就是在这种热潮中，不甘示弱，由村民捐资修建了一座“奔康”，而“奔康”开光仪式后的庆典费用则主要由村里在外工作的11人支付，他们每人捐助60——100元不等，用于购买烟、酒、肉等庆典上需要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