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往往来自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和转型。在当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引发的文艺形态变革中，中国文艺理论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需要我们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推动理论转型发展

新技术正在改造物质生产方式，并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日趋融合，那种割裂与物质生产的联系而孤立谈文化艺术问题的理论范式，将越来越缺乏解释力，而充分结合物质生产来探讨精神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越来越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信息技术、文艺实践牵引下，在社会文化潮流带动下，中国文艺理论经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当前正经历关于新技术转向的探索。在当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引发的文艺形态变革中，中国文论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构建与中华民族强起来和全球发展新趋势相匹配的文艺理论创新体系，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而新技术转向将助推我们完成这一使命。

西方旧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新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转向正在引发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范式转型，但很多研究者至今仍乐此不疲地操持后现代主义话语，没有意识到这些后现代文论作为上一轮文化转向的产物，对新的社会文化实践已越来越缺乏解释力。

与语言转向、文化转向、新技术转向相伴随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次革命：一是与语言转向相关的现代印刷技术，促进文化艺术大众化、民主化；二是与文化转向相关的电子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广播、电影尤其是电视技术等，进一步拓展大众文艺形态和传播范围；三是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技术，以数字传播和双向传输等优势，更进一步提高大众文化生产力、传播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信息生产、传播、接受形态——新的文论建构必须能有效回应这种形态改变。

从媒介看，以上三次转向又表现为由纸质（文字） 媒介、电子 （音像） 媒介向互联网数字媒介演进。产生自文化转向的西方后现代文论，主要建立在电视媒介基础上，比如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所讲的“新媒介”主要就是指电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就建立在这种范式上。互联网已经为我们超越这种范式提供现实媒介技术基础，然而现在对互联网文化的讨论往往还在运用旧的电视范式，文化批评虽然也开始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但总体来说，研究对象是新的，所运用的理论范式却依然是旧的——进一步推动文论基本范式转型，还需做更细致、深入的辨析和反思。

新技术转向更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

技术变革首先带来文化艺术生产内部生态的巨变，引发文化主体范式转型。大众在文化活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文化转向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转向主要关注的是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作用，因此，与电视范式相应的大众主体范式主要是消费者范式。而到了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web2.0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阶段，大众通过智能手机可以把编辑、改编乃至自创文艺信息发布到社交平台上，由此大众也成为文化生产主体或“产消者”。如果说电视带来大众文化消费变革的话，智能手机等则带来大众文化生产变革：作为“产消者”的大众开始参与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信息生产流转各环节、全过程，并逐步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更前沿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智能机器也正在成为“生产者”——文化转向中单一的消费者范式研究与当下这些新社会文化现象已越来越不匹配，主体范式的变化必将对文化艺术生产、传播、评价等造成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充分认识大众文化主体向“生产者”或“产消者”的转型，已成为文艺理论发展新的现实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关乎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泛社会生活领域，给文化艺术的外部生态带来巨变，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反思文化转向存在的某些不足。第一次语言转向作为所谓“向内转”，偏离马克思结合社会实践尤其物质生产讨论文艺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第二次文化转向虽是“向外转”，但这里的“外”总体上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这一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倾向并未改变。今天可以扭转这种偏颇的重要社会实践基础是：在新技术转向中，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出现更高程度的融合。

文化艺术生产内外生态的巨变，呼唤文论基础范式的转换。当下新技术正在促使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日趋融合：互联网web2.0技术进一步发展，使不同于“信息”的“物”融入互联网从而形成“物联网”，引发物质生产方式革命，3D打印机等成为重要生产工具。如果说智能手机只是使大众掌握精神生产资料而在数字世界中生产符号产品，那么3D打印机则使大众一定程度上拥有物质生产资料而可以在现实原子世界中生产物质产品。当今新技术不仅在改塑大众文化生活，而且在影响大众经济生活，革命性地改造当今物质生产方式，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更受重视的原因，也是我们超越西方文论轻视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就符号论符号等倾向的现实立足点。

先进技术发展为文论创新提供重大机遇

如果说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中，中国文论或多或少存在“跟着西方讲”的不足，那么，在当下新技术转向及其引发的文化艺术新变中，中国文论将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创新往往来自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和转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改造当今全球物质生产方式，并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日趋融合，文化转向中割裂与物质生产联系孤立谈文化艺术问题的理论范式将越来越缺乏解释力，而充分结合物质生产探讨精神生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必将越来越强，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优势，也是我们的理论自信所在。

其二，在文化转向相关的电视文化发展上，中国较西方有所落后，而在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和应用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是世界瞩目的互联网大国，这是我们推进文论自主创新的文化技术基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已取得较大成绩，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网络剧、连通网上网下的IP影视等文艺新形态正在快速发展；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文艺尤其网络文艺的创作传播中，已开始被高度关注——进一步锻造与新技术相融合的更先进文化生产传播方式，将是中国文化艺术自主大发展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需要我们更新文艺观念和批评方式，建构与之相匹配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诸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文艺发展、传播状况和趋势，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融入文艺创作、传播、评价过程，从而提升文艺的生产力、传播力、引导力等，都是中国文论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问题抓手。

其三，新的技术转向带来社会生活领域广泛变革，这将为中国文化艺术自主发展和文论自主创新奠定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论创新发展也与国运相牵。在当今全球新技术范式大转型中，我们的国运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正是在当下世界文论发展过程中，中国文论自主创新、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但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变革、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技术转向中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按摩尔定律呈现指数级增长，已经并将更深刻地改变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与这种指数级速率相比，当今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显得滞后。因此，在自觉深刻反思基础上，更新观念，推动新技术转向和文论范式新转型，就不仅仅是增强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顺应全球发展新趋势的现实需要。在全国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在历史传承中推进自主创新，中国文论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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