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正值马克思200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全世界范围内各类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如火如荼。不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借用德国卢森堡基金会主要负责人马布朗（Michael Brie）教授的话说，这实在是近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之所以会有如此独特的现象，是因为自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直在蔓延和深化。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和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深化，人们开始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借助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阅读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思考，人们希望能够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内涵，并能进一步探求回应和解决危机的现实道路。换言之，在这一独特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的急切追问：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与他的时代

要求解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至少得经过两个步骤上的思考：首先是马克思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是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明确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直接驳斥当时盛行于思想界的主观主义态度，强调哲学绝不是从主观的观念或想象出发，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根本原则及其具体内涵的概念重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黑格尔最卓越的学生。早在1843年写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他就明确指出哲学的使命不在于仅仅批判错误的抽象观念或宗教意识，更在于把握这个产生了这些错误意识的现实世界。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高度一致，都认为哲学是在概念高度上对其时代的思想把握。

马克思虽然秉承着黑格尔的哲学精神，但却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与黑格尔相互差别。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现代世界给出了三重根本性的断定。首先，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世界不仅有以理性为根据的现代国家，更有以个体自由劳动和个体之间的普遍交换为具体内容的市民社会。甚至可以说，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最大成就。从其内在结构来看，现代世界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行动领域构成。其次，市民社会并非像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美好，它虽然一方面使每个人都被认作自足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借助劳动分工体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人普遍相连，但它无法支撑起我们的共同体生活。仅凭自身的逻辑，市民社会不仅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更会带来极致的贫富分化，制造出大量对这个有钱有教养的社会充满仇恨的“贱民”。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可使我们的伦理生活被彻底毁坏。最后，现代世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使以理性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得到实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国家作为前提和根据，一方面使市民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作为统摄和引领着市民社会的目的，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干预和限定。在这一结构性关系的支撑之下，市民社会中的那些成就共同体生活的伦理机制（如等级、同业公会）得到守护，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们可凭靠着这些伦理机制展开教养的过程。他们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逐渐认同在国家中所展开的共同体生活为最高目的。经由如此的教养，市民上升为国家的公民。

从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在对时代的根本判断上就与黑格尔相互差别。概要地说，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性判断主要包括五个层次。

第一，关于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马克思断定现代国家注定衰落，即它无法长期守住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目的性地位。通过考察北美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之所以暂时被人们认作是以普遍理性为根据的国家，不是因为市民社会中有各种伦理机制，而是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有被培育出来的抽象宗教精神。人们正是在抽象宗教精神的支撑之下认同现代国家是超越的和普遍的。马克思同时还指出，现代国家由于把市民社会中个体的权利当作是更高的人权，它必然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的盛行和抽象宗教的衰落。作为这一世俗化过程的必然结果，现代国家注定衰落，它终将沦为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环节。

第二，关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人对人的权力支配关系。黑格尔已经指出，人们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劳动分工和普遍交换关系并不能直接成就美好的共同体，相反它会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和伦理生活的毁坏。马克思对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做了更加深入的揭示。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既有私有财产所有者们之间相互分离和普遍交换的关系，又有垄断着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彻底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横向的，它导致所有人都受“物”的统治，即，人们受由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外部力量的统治。后者是纵向的，它导致雇佣工人受资本家的支配，即，工人的劳动不是他 （她）自己的，而是由资本家所强制规定的。正是由于这双重统治结构的共同作用，市民社会同时导致了普遍的自我异化和极致的贫富分化。

第三，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要紧的不是简单地把具有普遍形式的现代国家还原为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是说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被人们普遍接受。换言之，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在于说明资产者们如何能够凭靠其在市民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关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市民社会中资产者对工

人的权力支配关系。其次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要被进一步实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再次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要被进一步实现为国家所凭靠的观念对生活的统治。在这三个层次的共同支撑之下，资产者对工人的统治被人们理解为普遍观念对现实生活的统治。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和灾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内部机制。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之下，通过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的商品化和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带来对生产力的永恒革命和对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普遍的商品化机制，被资产者们所召唤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无法直接成就社会，它必将以过剩生产力和过剩财富的面目一次次地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危机不会带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动变革，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完全不同。在封建社会解体之时，在其内部可以有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在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周期性危机的客观条件之下，却绝不会有另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得以生成。换言之，资本主义危机或者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或者将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五，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强调它既有客观的前提，更需要我们的自觉介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将导致大批工人被甩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成为彻底的一无所有者、与整个体系相敌对。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更要紧的是我们的自觉介入，我们要通过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带来对工人们的组织和对工人的提升。工人并不天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他（她）们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上升到无产阶级的水平，才能不再只是谋求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权利，而是致力于对社会关系本身的全面变革。至于工人能否必然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高度，马克思反复强调，这绝不是一个被保证的过程，它正是我们要肩负起的历史使命。

可以说，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正好相反。黑格尔虽然看到现代世界中充满着矛盾，但他坚信由于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以理性概念为根据的结构性关系，这些矛盾可以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的平衡关系中过上以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马克思则刚好相反，他在思想中直接把握住了现代世界的矛盾本性：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结构，他揭示出了自由与奴役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他揭示出了理性形式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本性的把握为根据，马克思进一步讲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

以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断定为基础，我们可进一步去思考马克思思想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但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关联起来，它至少还要包括另外两个方向上的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

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明确交待。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当然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在这里我们无法去深入分析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所留下的诸多重要线索，仅以《共产党宣言》的7篇序言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资本主义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两大领域中都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马克思在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到，他们在1848年所看到的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到了1882年这一画面就必须被改写，此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至少同时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透过这一简要提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晚年一直在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

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正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采取先政治革命、后社会革命的方式，政治革命指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社会革命指以无产阶级的国家为主体，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补充。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给出了两点重要补充：在看到了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之后，他在德文版序言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以无产阶级国家为主体来完成社会革命；在看到俄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状况之后，他在俄文版的序言中指出，俄国已经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驱部队。换言之，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可能先在俄国取得成功。恩格斯在波兰版的序言中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在波兰这样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软弱，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的政治革命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这三个层次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设想到了三个不同处境下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并对这三个版本的政治革命的具体路径都保留了充分的开放性。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先在德文版的序言中明确交待，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处提到的那十条措施不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有新的写法。换言之，社会革命的措施究竟怎样实施，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十年之后，马克思在俄文版的序言中又大胆设想在落后的俄国，如果政治革命成功，其社会革命的道路可能怎样展开。同样，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依然是一个充满开放性的表述。

简言之，无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路径，马克思的思想都具有明确的开放性。他不仅终其一生都在这两个方向上不断思考，而且也为我们后人继续这样的探索和思考提供了支撑。顺着马克思所给出的基本思路，联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社会革命这两个环节上都具有了新的特征。在政治革命的环节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它同时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社会革命的环节上，中国的社会革命不仅包括1952—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包括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前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世界格局之下展开，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之下它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化为原则；后者在资本主义开始从福利国家式的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它强调同时以发展生产力和成就美好社会为目的。

理解了中国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大环节上的独特历程，我们大概也就能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当代主题。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全球化。根据马克思的判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同时还预设了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倾向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图景，中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国家为主导来主动展开第二轮社会革命，探索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里所发生的不是由于经济领域的变化所自动导致的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对社会内部的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正因如此，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形象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显得难以理解。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这一形象的难解性被进一步放大。

在复杂难解的中国形象背后，马克思的思路会带领我们遇到必须破解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在这个由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改革进程中，通过机制上的建设和创新，既带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又能同时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和引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机制，既实现对个体的充分尊重，又能自觉守护共同体生活的积极内容。（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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