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证明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科学理论。因此，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在经济发展实践的滋养中不断向前推进，为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第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定位。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时就宣称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创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强调是为增进全体人民福祉和全面发展服务的，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通过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新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这些新的发展思想和理念，强调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和途径做出了全面的阐述和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于全体人民福祉，其研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创新发展，这表现在：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进一步提炼，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又及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服务定位不断与时俱进，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增长速度，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解放生产力，要求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两个方面都要讲全了，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针对我国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从而把生产力的内涵扩展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从马克思《资本论》确定的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扩展为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以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还要研究生产力以优化资源配置来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锐利理论武器。

第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梁八柱”的基本理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概念和范畴形成理论、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四梁八柱”。

一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时代背景。依据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自然过程。在这个历史自然过程中，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不同，社会主义会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创新性地提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找到了在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指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之相适应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丰富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把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非公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并且通过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道路，夯实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极大地显示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创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实现了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为我国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出了正确方向。

三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没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属性，这一重要理论发现，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创新发展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智慧；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中，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正确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四是创立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全面、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我国在追求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绿色发展道路；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在追求包容性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在中国脱贫实践中经过检验的减贫脱贫的科学理论，指导我国即将在现有标准下全面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些理论和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跨越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方案。

五是创立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从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扩大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主要是沿海开放扩大到沿江沿边开放，构建全域对外开放新格局；从主要是“引进来”扩大到“走出去”，构建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体系，推动我国从参与经济全球化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为发展中国家既保持独立自主又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成功的样板。

第三，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例如，在逻辑体系的构建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模仿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更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而是应该扎根中国大地进行自主创新。在学术体系构建的时间节点上，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条件，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还需要在完成强国目标的新时代进一步丰富、检验和完善发展，因而学术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需要中国学者长期不懈地奋斗。

但是，对学术体系的构建，目前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论，提出了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学术体系构建设想，主要有：在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选择上，有的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有的认为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学术体系的逻辑主线选择上，有的认为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的认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的认为是经济发展，有的认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有的认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学术体系的逻辑结构选择上，有的继续沿用制度、运行、发展和开放四位一体的体系结构，有的认为应按照商品—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总过程的逻辑顺序构建理论体系，有的认为应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学术体系，还有的认为由于目前难以构建完善的学术体系，因而可以按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分章形成学术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新的概念和范畴，我国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第一，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毫无疑问，话语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具体表现在：

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概念和范畴。首先是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范畴，例如价值、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等；其次是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规律等，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验证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后是马克思描述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

二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依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从扩展外延的角度来看，如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扩展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如资本、利润等也从资本主义的特有概念扩展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概念，等等。从内涵提升的角度来看，如对马克思的科技也是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进一步提升到发展是第一要务等。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和范畴的继承与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基本的框架。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和传播，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被世界了解和认知并进行交流和交锋创造了条件。

第二，创造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两者具有根本性质的差别，但从市场经济一般来看，两者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和一般的运行规律，因而与市场经济一般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就不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属性，是经济学的共同财富。对于这些共同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兼收并蓄，并加以创新性改造，丰富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就意味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

又如，全要素生产率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提出的综合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概念，但作为反映生产力发展源泉的一般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讲到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时，就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再如，经典的熊彼特创新理论所说的创新主要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虽然也从各自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但这些创新定义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所说的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概念，我国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等内涵。

还如，中国成功跨越低收入阶段的发展经验，一方面验证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部分有效性，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中国经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超越，是对发展经济学作出的中国贡献，因而我国使用“二元经济”概念时就加入了新的中国元素。

第三，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新的概念和范畴。 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前无先例的伟大创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40年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淬炼出一批既反映中国经验又具有经济学一般价值的概念和范畴，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新旧动能转换、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一带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功，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的新话语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和接受，甚至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通用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在实践上能够有效指导改革发展向前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第一，理论分析方法。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要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就需要运用理论分析方法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思想、新理论、新体系，否则就无法科学认识世界，更不可能正确地改造世界。运用理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一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做出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为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奠定了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在新时代的转化，为制定富国和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

二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分析方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引入了均衡分析、边际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具体研究方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的重要补充。

第二，经验分析方法。 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而逻辑发展完全不能限于纯抽象的范围，需要历史的例证。这就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事实的描述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一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和提炼经济规律。首先是从中国的经验中总结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等都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次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中总结规律，如我国借鉴日本、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及时做出了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断，提出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形成了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理论。

二是用历史经验检验和修正已有的理论和范畴。首先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对那些经过检验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予以继承和发展，对那些已经过时的个别具体结论予以放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例如实现了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中那些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要求的概念和范畴予以借鉴。

第三，数理分析方法。 马克思自19世纪60年代就致力于将数学运用于揭示经济规律的研究，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学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的研究逐步广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趋向完善，主要表现在：通过数学方法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使理论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可量化、更准确；运用数理逻辑对已有的理论做出验证，增强理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由于大多数理模型和工具是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而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为增强模型和工具的适用性，学者们进行了中国化的修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需要继续做出努力。

第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从理论设想向现实转化。 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出发点、研究主线、体系结构安排等已经提出的各种理论设想进一步转化为理论学说和著作，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概念和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使其更加科学和规范；揭示不同概念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逐步把这些概念和范畴串珠成链，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探索学术体系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的转换，用叙述方法构建完整的学术体系。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就可以把不同的理论设想转化为不同的学术体系，并通过不同学术体系的比较和交流推进学术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从国内交流向国际交流扩展。 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在国际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广泛关注相比，在我国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尚没有引起世界经济学界足够关注和强烈反响，因而急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一方面让世界从不同的视角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全貌；另一方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世界的各种话语体系中平等地争论、对话，让世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概念和范畴。

第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从“板块结合”向“有机结合”转变。 马克思《资本论》是把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和数理分析有机结合的榜样，形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方法揭示和验证经济规律，实现了理论逻辑与数理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达到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和数理分析的有机结合，是因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数学家集于一身。因此，构建既符合经济学一般发展规律又拥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需要一方面学习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和数理分析的能力，使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组建学术团队，形成各个团队成员优势互补的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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