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0年来，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成果的积累、专业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试就7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大势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得到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理论上和研究成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第二，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唤起民众、坚定民族自信心、坚决抗击侵略者的思想武器。第三，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成为20世纪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和取得新的成就创造了条件，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17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广泛传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成就的主要标志是：

　　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史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等等，让史学家们如沐春风，感受到新的思想理论带来的力量。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初期，我在学校里工作，是做教师的。许多教师，在解放前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在解放后不久，规模广泛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不少教师参加了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能够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很受同学的欢迎。教师本人，对自己能够运用毛泽东的话和马克思的话来检查世界观，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去对照一些问题，深感这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实实在在的话语，生动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史学的风貌和生机。

　　从研究问题的深度上看，推动了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辩难，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提升了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些重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这些讨论、辩难所得积累起来的成果，以及众多学术专著中对这些所得的种种不同的反映和表述，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与参考，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从史学队伍的壮大来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一般说来，学术中的讨论、商榷、辩难，不仅能推进学术的发展，而且也是培养、锻炼新生力量的机会和路径。这批年轻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的学养和造诣，同他们直接参与上述有关重大问题的讨论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发展，也走过一些弯路，即“左”的政治思潮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态度，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要在实践中予以克服和纠正的。

　　反思与进取的双重特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获得解放，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在继续已有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是：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纠正“左”的思潮，明确新的方向。这个任务，可概括为反思与进取。

　　这样一个严肃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史学工作者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这种历史氛围中的反思与进取有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二是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三是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尹达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问题。侯外庐指出：“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刘大年认为：“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

　　关于在当代讲求史德问题。白寿彝强调：“史德问题，今天在我们史学界来说，首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写历史，要求有德，这在中国是有古老传统的……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更反对不负责地随便说。”“史德中还有一条，就是要求放眼世界，关心全国。这是很重要的德。你用功埋头搞，不管时代的要求，不管当前的发展形势，说你没有德，不好说，至少是风格不够高。应当看得远些，努力使我们的史学在世界范围里成为最先进的。这是完全应该的。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完全应该，有责任放眼世界，要求自己的史学成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不能自馁，不能自卑，要有这个信心。”

　　上面所举的这些论述，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反思的标志，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征：反思与进取。经过深刻的反思，中国史学更加明确了方向，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视野开阔了，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新问题、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成果出版最多的时期。尤其是本世纪初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提升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个时期，大量的外国历史著作、不同史学流派的观点被引进国门，对活跃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史学怎样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怎样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提升话语权？这是需要史学工作者深长思之并作出实际回答的。

　　新时代与中国史学的新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任务，这几项任务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对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进程，吸收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融汇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方面，一是认真地清理史学遗产，继承其中优秀部分，并按一定的类例作细致的梳理。二是对史学遗产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发掘那些可以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融汇的部分，使古今有所关联。

　　第二，新时代中国史学以更加理性的观点对待外国史学，应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既不排斥，也不盲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样，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可以逐步做到“中中有外，外在中中”。这是中国史学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中国自古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民为国本的思想在不同时代均有所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当明确地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表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核心之一。

　　第四，进一步确立以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史学观。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这对新时代中国史学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学科建设、社会作用和人才培养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前景的憧憬，全国史学工作者将为此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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