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深刻性、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思想成果。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析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现状，从不同维度深入解读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程、现状和问题，深刻揭示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就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开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新局面。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态势及其有限性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第一，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强势回归，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201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和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有力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一些已经存在但尚未展开的观念，如一般智力、知识生产、非物质劳动、认知劳动等，被用于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现象，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第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研究主题和论域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探索新变化。在生态、性别、空间、正义、阶级、国家、民主等20世纪的传统主题之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出了生命政治学、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学等新主题新论域。尤其重要的是，在现实问题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反思原有认识的不足和缺陷。第三，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如“新马克思阅读”“新辩证法”等脱颖而出，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的理论图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发展成就令人欣喜，但较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曾达到的高度，这种成就毫无疑问是有限的，在其“众声喧哗”背后，是掩饰不了的衰退现实。一是理论队伍日趋老化。不管是数量还是影响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仍旧是主力，年轻一代学者较为缺乏，这使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令人担忧。二是理论创新能力不足。尽管出现不少新概念新学说新流派，但都比较琐细，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系统阐释或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理论立场日益多元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新形态的左派学者其实并不多；一些左派学者实质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质，借助各种外在资源和新奇的形式包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装扮成一种“时髦”的商贩文化；少数左派学者甚至在根本立场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不同方式批判、否定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四是学院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的社会环境使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更加依赖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分子的个性化研究，学院化倾向突出。一些左派学者满足于制造新奇的概念，卖弄空洞的文字游戏，理论表达日趋私人化、精英化。这种普通民众不可能看懂的理论，除了能在学院里、网络上引起“茶杯里的风暴”外，难以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

　　应当如何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我们重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研究，说到底，是为了通过研究、把握蕴含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发现并解决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一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的当下中国意义。第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研究，大力宣传、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演变，努力挖掘和阐述经典著作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拓展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新论域，有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和时代魅力，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启示。第二，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能够为我们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第三，结合时代特征和现实语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本土资源嫁接起来，建构了多元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富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社会批判范式，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加强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研究，能够为我们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更为直接的经验教训或理论启示。第四，作为一股进步思潮和激进的革新力量，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始终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和抵抗立场，积极探寻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和斗争策略，是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进一步彰显中国立场，增强划界意识，在时代精神的引领下全面评估、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有限性。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是在国外的社会环境和土壤中一步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全面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立场，加大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决不能跟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后面亦步亦趋，更不能盲目跟风、全盘照搬。

　　当我们基于中国立场来审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时就会发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存在两种根深蒂固的理论强制力。一是难以突破欧美中心主义的局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努力与西方中心论划清界限，甚至打出了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帜，但西方中心论却如附骨之疽存在于其思想内部：在现实问题研究上，它们几乎都画地为牢，较多地关注欧美问题；在批判、探索解决欧美时弊的过程中，只是习惯于在欧美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二是新自由主义的隐形强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是在新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的尖锐争论中分化发展起来的。但在对待现实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却与新自由主义存在某种理论交迭。这在客观上导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始终处于新自由主义的隐形强制下，试图站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来反抗、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身处欧美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洞穴而不自知，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无法获得健全的历史方向感，只能抽象地停留在对欧美问题的空洞批判上。

　　基于中国实践推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

　　今天，我们必须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开启与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相适应的研究新局面。

　　第一，我们要清楚看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剧变。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证明，哪里有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实践，哪里就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动力，哪里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21世纪，不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同样要看中国。站在这种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即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切实研究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理论先导。

　　第二，我们要自信应变，建构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平等对话关系。我们曾经是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追赶者，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已经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并跑者、同时代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今天，我们必须走出“学徒”心态，自信地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进行平等对话。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丧失判断力和鉴赏力，既认识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也认识不了我们自己。

　　第三，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创新发展。“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我们学习、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说到底是为了更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同时，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理论偏见，尤其是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偏见，通过斗争消除这些偏见的消极影响。

　　第四，我们要从文本研究出发超越文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研究，我们形成了重视文本研究的好传统，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本研究崇拜倾向。我们必须明白，过犹不及，我们的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当代中国转化。我们必须从文本研究出发、适时超越文本研究，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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