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精神具有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品格

　　人世间确有不少事受着时空的限制，时间是有效的淡忘剂，空间则把往事挤出局。然而也会有特例，90年前的古田会议决议经几代人薪火相传，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彰显出导向性、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为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红色基因。历史给人以智慧，是最好的教科书。把古田会议决议摆到我军90多年历程中加以考察和论证，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与把握其真谛和价值。

　　一、古田会议决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面临最急迫的问题：一是要不要开展武装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已经作出回答；二是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担当的历史责任；三是采取什么战略战术，这要留待通过反“围剿”战争的实践才能解决。扭转时局推进革命战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与造就。

　　古田会议正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决定性的标志，它的召开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党开始把工作重心从城市逐步转移到农村，在封闭而又偏远的农村展开建党建军活动，必然使党员和军队的成分发生变化。党的五大时，党员的工人成分占53.8%，农民成分占18.7%，而到党的六大时，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则占到84.3%。古田会议前的统计，红四军共有6000人，其中党员1600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81.2%。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来就不足为奇了。加之红四军中有部分官兵是从旧式军队起义或投诚的，留存着比较浓厚的旧军人理念、习惯和作风，也在红军队伍里常有流露与表现。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十分敏感地察觉到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意识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然而红四军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1929年5月，中央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前委委任他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刘安恭的到来使原已存在的分歧火上浇油，他在党员大会作报告时，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外国的所谓经验，攻击前委是“家长制”，要限制前委的领导权，并在官兵中进行非组织活动，造成很大混乱，使红四军内的争论更加激烈进而公开化。毛泽东在6月14日的一封信中把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概括为14个问题，表示极大的不满，并提出离开前委的想法。

　　6月22日，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达到了顶点，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等正确意见，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未能统一思想。七大在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9月召开的红四军八大仍然争论不休，没有取得积极效果。在此前后，红四军对敌作战中也出现一些失利。这时红四军的建设和生存环境处于迷茫而又危险的状态。

　　根据中央的通知，前委派陈毅去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并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发展历史以及党内矛盾的详细报告，并决定成立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委员会，重新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之所以说“重新起草”，是因为前面还曾有过一个“二月来信”，当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不了解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对红军力量作出悲观的估计，要求红四军分小分散，朱、毛离开部队，以免惹敌人注意。中央在“九月来信”中改变了“二月来信”的看法，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尤其是自井冈山斗争以来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来信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强调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是正确的，并对红四军七大以及前委工作的缺点提出批评，要求加强红四军内部团结，维护朱、毛的威信，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

　　10月22日，陈毅携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辗转回到红四军，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派专人将中央来信以及陈毅亲笔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1月中旬，红四军从广东的东江地区撤回闽西上杭，朱德、陈毅又致信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并派部队前去迎接。毛泽东回到离开五个月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他们诚恳交谈，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对红四军的行动和建设取得了一致意见。

　　12月初，闽、粤、赣三省敌军发动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红四军主力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并抽出10天时间展开新泉整顿。毛泽东不主张仓促召开九大，强调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此前后召开了多次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讨论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逐步统一思想认识。12月中旬，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会剿”的敌军准备分七路包围新泉，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九大，红四军留下部分兵力与敌周旋，主力撤到上杭古田村，继续加紧九大的准备。前委召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找根源、论危害、提出纠正方法。他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结合红四军实际情况，亲自起草了长达近三万字的八个决议案，完成了九大的准备工作。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0多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核心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在农村环境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先进性。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实施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确立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方法，明文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等问题。九大选举了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我军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正如《毛泽东选集》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解中所指出：“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整个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并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

　　二、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发展的动力源

　　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过程的集合体，存在于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之中。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过程的转换，呈现出阶段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我军贯彻古田会议精神也同样，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持续践行着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党建军基本原则和制度，从幼稚到成熟，由低级到高级，在前进的道路上竖起一个又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之后第5年，中央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的机会。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从军事上和组织上清算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6月在懋功地区与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遵义会议诞生了新的中央领导，两大主力会师又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庆祝会师大会气氛非常热烈，广大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更强了。但是好景不长，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野心膨胀，又一次使红军陷入了危险境地。原来，会师以后两军的实力悬殊很大，中央红军经过8个月艰苦奋战，边走边打，减员很大，兵力从8.6万人下降到不足3万人；而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西征，尚未遭受多大损失，会师时仍有8万人。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好，要求改组红军总部，公然向中央争个人兵权。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委任他为红军总政委。后来他又在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对抗中央，拒绝中央北上的正确决策，坚持南下的错误路线，甚至威胁中央的安全。中央不得已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另立中央，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恰恰重现了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存在的14个错误倾向的首要问题：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之争。中央和红军指战员坚定贯彻与维护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毫不妥协地反对张国焘抓个人兵权的军阀主义和分裂行为，并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制造个人的系统，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妄图以军队力量改组中央。由于中央的坚决斗争，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加上共产国际表明态度，逼使张国焘北上，其篡夺红军领导权、分裂党的图谋终被粉碎。后来，毛泽东曾尖锐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场斗争是坚持古田会议指明的建军原则的胜利，显示了古田会议决议的重大指导意义。

　　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鉴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如何在纳入国民革命军编制的特殊状态下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建军原则，对人民军队又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红军改编得以顺利进行，并随即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全军在国共合作时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军队的指挥权必须由党掌握。红军改编前，国民党方面曾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级副职由他们派军官担任，经我党坚决抵制，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进入我军内部。因国民革命军编制未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改编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曾把政委改为本级副职，并撤消原来的政治机关。部队在运行中发现两长制变成了一长制，政治工作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不符合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两个月后即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使红军的领导原则和制度优势重新确立起来。有些指战员把改编后的红军形象地称作“白皮红心”，虽然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但我们的内心永远向着共产党，坚决听党指挥。由此可见，只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才能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先进性。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后，总体状况是好的，基本上保持了我军的制度和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现象，打骂体罚战士的军阀习气重新抬头，有些干部对国民党授予的军衔沾沾自喜，甚至还出现右倾交枪的严重事件。针对红军改编后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要求把古田会议决议多印几千份，发至部队连长以上干部，每人一份，当作教材熟读贯彻。延安整风时，规定把古田会议决议列为学习的重要文件，要求全党全军干部必须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实加强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优良传统作风，使古田会议决议在民族战争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后期，经过战略决战，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促进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好准备，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中赋予我军“两副重担”：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强调“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与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是古田会议决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这时，党的工作重心又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和军队所处的环境已经不是偏僻的农村，而是繁华的城市；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也不是农民小生产者，而是资产阶级。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来捧场，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严肃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军初期与建国初期的不良倾向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其实质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不及时纠正，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也会有极大妨碍。“两个务必”打了预防针，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免疫力。人民军队的长期实践表明，首先并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建军，这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和亮点，也是古田会议精神昭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都要坚定这个方向，并努力践行。

　　三、古田会议决议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定向仪

　　时光流转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尽管国内外形势、军队所处的社会环境、承担的使命任务以及官兵成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也决不能变，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的方向必须永远遵循。立足于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习主席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体现了新时代下对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建军治军的总方略，其丰富内涵里闪烁着古田会议决议的绚丽光芒，是新时代对古田会议精神的继承、延伸和发展。

　　听党指挥，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是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正因为这是我军建设的原则问题，习主席在强军目标中把听党指挥列上首要位置，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作为强基固本的根本举措。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官兵的更替，我军政治方向面临的挑战主要已经不是来自内部，更要警惕的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首先从军队入手，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想抽掉人民军队的主心骨，改变我军的性质。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历来是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当代革命军人必须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

　　能打胜仗，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职能的必然要求。我军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打仗是基本职能和主要方式，是三大任务的首要一项。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建设好人民军队就是为着打胜仗，只有打胜了才有筹款、做群众工作的条件。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国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军队则必须决战决胜。我军要千方百计提高打胜仗的能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推动军事战略的创新发展。强化练兵打仗的思想，深化改革，科学练兵，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践中磨砺打胜仗的本领，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传人。

　　作风优良，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纠正错误倾向的目标所在。作风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古田会议决议着力纠正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并提出切实的纠正方法，目的在于培育和树立优良作风，形成保证红军完成政治任务的无形力量。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滋长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的劣习，弱化作风养成，甚至销蚀战斗意志，对军队来说，这是一个现实危险。时至今日，军队的作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已经是当前难以回避的迫切任务。应该看到，军队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各种病菌已经侵入到部队的肌体，面对不良风气，如果不采取果断的举措，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自毁长城。要下定刮骨疗伤、抓铁留痕的决心，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作风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使古田会议决议培育起来的人民军队优良作风代代相传。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深刻反映出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内核，是古田会议决议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作为当代革命军人就要准确把握、坚决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运用于统领军队建设、深化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人民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对古田会议决议最好的继承、最实际的践行，使人民军队的建军纲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四、古田会议决议与时俱进的几点启示

　　古田会议决议诞生至今已经整整90年了，历经几代人而不衰，成为人民军队的传家宝，世代传承，弥足珍贵，并随着时代发展而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千锤百炼愈益成熟。这一现象很值得深思，其规律性何在？对人们有哪些启示？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也可以有不同的概括，笔者感到从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上高度自觉，把古田会议决议贯穿于人民军队建设全过程。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贵在自觉，如果只是被动应付或者只在某一阶段实行，就难以做到与时俱进，历久弥新，而高度自觉来源于对古田会议决议的深刻领悟。我军创建时期面对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实际，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这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崭新课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军情，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古田会议决议提出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根本原则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举措和制度，回答了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军队无产阶级先进性的重大问题，显示出我党我军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很强的真理性和感召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和独创性理论。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不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要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地贯彻和维护古田会议决议，没有例外的单位，没有特殊的时期，把古田会议决议贯穿于建党建军的全过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二是落实上高度自觉，对古田会议决议要常抓不懈力求落实见成效。古田会议决议不是坐而论道的抽象理论，而是从建军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于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这个光辉文献求国情军情之真，务建党建军之实，对每个重大问题都列出表现、分析来源、提出纠正方法，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学习和贯彻决议决不能搞形式、走过场，要认认真真领会，扎扎实实执行，一点一滴做起，常抓不懈，努力践行，注重落实，逐步积累，在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培植和养成古田会议决议开创的新型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建军强军道路，使我军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见到实效。

　　三是发展上高度自觉，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赋予古田会议决议新内涵。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军队在前进，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强调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主要是指坚定建军方向，而不是照搬照抄具体做法，事实上当年红四军的一些错误倾向，如今已不复存在，纠正方法自然也不适时宜。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的方向，立足于时代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创新才能发展，发展才有活力。要善于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深入分析主客观原因，以改革精神，创新思维，因时制宜，因势利导，把握发展规律，提高应变能力，拟订切实有效的应对举措和改进办法，努力解决好前进中的问题，不断赋予古田会议决议新的内涵，增强时代感和适应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军的全面建设。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古田会议决议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经过几代人的实践，90年的检验，跨越时空，常学常新，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在于沿着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的正确道路，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在践行强军梦的拼搏中使古田会议决议永放光芒。

　　（《中国军队政治工作》推荐）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