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生产总值将萎缩2.5%至8.8%，全球贸易总额预计下降13%至32%。面对疫情冲击，如何发现其中的机会？差异性可能有助于我们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所谓差异性指的是各国发生疫情的时间、程度、应对疫情的政策反应以及经济从停摆到复苏的期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先行者来说，本地与滞后者存在连续性的市场需求就是个机会。对于滞后者来说，先行者的复苏对滞后者基于地方特色的供给能力恢复也是个机会。在一个要素、信息、产品与资源深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理解、挖掘并用好这个差异性十分重要。具体来说，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中出现的差异性包括了时间、结构与市场复苏程度。

　　时间上的差异性

　　时间上的差异性指的是各国疫情在暴发、持续和控制住后转向经济复苏的时间不相同。当我国于2月中旬开始有序复工复产时，全球疫情却蔓延加剧，不少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处于“停摆”状态。随着市场需求大幅度减少，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少行业在供求两方面都有明显地下降，但在生活物资、日用工业品、医疗物资以及相关中间产品与设备等行业，需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疫情影响的扩大而增加。如果供给跟不上，不仅影响疫情防控，也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当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尚未复工，而对人们必需的生活与医疗物资产生迫切需求之际，我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这就出现了扩大供给的窗口期。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各地基本生活与医药等应急物资保障的充分供应。这离不开国内不少企业对防控应急物资的跨界生产。这在保障医疗物资供应的同时，也为企业在困境下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

　　结构上的差异性

　　结构上的差异性是指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满足市场变化的供给能力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供给能力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上。疫情期间对防护设备与医疗器械产生了极大需求，但是，如果国家的制造业不具有这种生产能力，那么，即使有了市场机会，也是抓不住的。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市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制造、加工与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或在低成本国家设立子公司作为出口平台，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8年，除了德国的这个比重达到23%，日本为19%以外，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这个指标平均在10%~12%之间。相比之下，我国在2019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30%，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也达到了30%，位列全球第一。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表明，我国制造业生产体系的完整与产业之间的配套能力以及与研发活动的紧密互动，为疫情期间生活用品、医药物资和医疗设备等的及时供应提供了支撑。以呼吸机为例，目前我国生产呼吸机的企业有21家，产能占全球1/5。受疫情影响，在进口的核心零部件供应不足情况下，生产呼吸机企业的研发人员与生产人员的密切互动在短期内研制出了适用于呼吸机的国产电机，通过配适，开始进行批量生产。如果不具备这个厚实的制造业能力、上千个配件与零部件供应商的配套基础，是不可能在短期内生产出来国产呼吸机的。

　　市场复苏的差异性

　　市场差异性指的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市场消费与投资扩张等方面的不一致。疫情期间，当全球市场需求大幅度下滑时，我国在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有力推进以及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下，国内消费市场有序复苏。特别是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持续大力度投入，给企业提供了持续性的巨大商机。在全球市场萎缩下，这个商机变得更重要。

　　一是我国市场复苏较早。当其他国家还受疫情困扰、经济停摆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已复工复产。在这种情况下，哪里率先复苏，全球性企业与国际资本就有可能向这里涌入。二是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1.6%左右。三是我国市场正处在快速成长的通道。200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2.3%的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以及0.7%的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并且保持着消费水平较快增长的势头。中国美国商会于3月25日对其在华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虽然疫情在短期内对企业收益带来了严重冲击，但看好中国市场预期的企业还是快速回升的。中国仍被视为外商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短期机会变为长期发展机遇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上述提到这些差异性带来的机会可能是短期的、边际性的，会随着疫情过后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而渐渐消失。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比如，疫情期间加快建设的医药与医疗设备产业，在后疫情时代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有扩大的趋势。

　　一是21世纪以来全球大大小小地连续出现了多次疫情，从SARS到MERS再到这次新冠肺炎，有些是局部的、地区性或国家范围的，有些是全球流行的，这些疫情带给了人们很多思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为预防不确定的流行病，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对医药物资和医疗设备等应急用品，多备一些安全库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提出了更多的市场需求。即使疫情结束，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会比疫情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抢占先机，尽早进场。

　　二是疫情期间，那些具有刚性需求的行业，诸如应急物资、医药用品、医疗设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等可能会率先复苏，而那些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协调成本较高、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行业，诸如汽车与机械设备等行业则可能会滞后。这会引起全球产业链的结构变化，即从目前以电子、汽车与机械设备为主扩展到医疗应急物资与相关设备占有比现在更多的份额。这种结构变化不会因疫情结束而消失。换句话说，医药物资与医疗设备等产业都将会更大规模地发展。

　　第三，一旦企业在疫情期间进入一些医药物资行业，特别是涉及技术复杂的医疗设备等行业，诸如呼吸机等，并开始了经营运作和获取了收益，这就意味着它要对技术设备以及生产经营流程所必需的环节进行大量投入。如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对原有厂房、车间与生产线等进行技术改造等，并为开拓市场渠道，要与这个领域上下游供应商之间构建一种稳定的交易联系等，由此产生了路径依赖。其他企业相应地跟进，这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多的以医疗设备生产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要把全球经济复苏的差异所产生的机会转化为赢利能力并形成长期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需要加强多国合作，消除壁垒，减免关税、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以营造互利多赢的格局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对于我国来说，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实施，完善相关配套行政规则等。推动制造业与数字化结合，运用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提高对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管控能力。对于广东来说，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引领，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提高应对全球产业链风险的管理能力，努力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建设中走在前列。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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