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经济呈现出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回眸人类经济史，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于一体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毋须讳言，眼下新冠疫情带给全球经济的剧烈震荡，预示着全球经济至少在短期内或将进入下行阶段。

　　观察宏观经济，尤其是关于经济周期波动，必然会想到商业周期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即宏观经济学尚未建立之前，经济学家们对此知之甚少。直到凯恩斯他那革命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横空出世之后，经济学家们才认识到总需求对于决定商业周期波动的关键作用。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主张总需求波动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商业周期理论又分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又称影响总需求的内生变量，即在政府控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包括货币政策（央行赖以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其他金融条件的手段）和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建立在制度和规则之上，这种制度和规则在人类交往、市场交易和资本积累等层面必须起增进秩序的作用。

　　外因论没有内因论来的那么根本，外因论是在根本的经济体系之外的某些要素的波动中寻找商业周期的根源，此类变量有些超出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正常范畴（比如战争、革命和瘟疫等），有些不在国内政策控制之内（比如外国经济活动），而有些则是内生变量作用下的外部改变（比如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这也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

　　以已故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代表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主张，某一部门的创新或劳动生产率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会在经济运行中传播，并引起波动。这种古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决定繁荣和衰退的主要因素。人类经济史上19世纪50年代铁路首次投入商业运营，这一创新引发了此后20年间世界各地对铁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局面，并使工业化国家享受了持续的经济扩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经典案例。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援手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阿里巴巴宣布“春雷计划”，提出外贸转内贸是中小企业过冬的突破口，而发展内贸的关键是移动电子商务。结果就是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并极富远见地引领中国电子商务从互联网时代走向移动时代。

　　时隔11年，阿里再次启动“春雷计划”。新冠疫情背景下，新“春雷计划”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倡导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价值，已经通过抗疫期间互联网公司的表现被全民所了解，无论是网上购物、外卖、直播卖货、线上办公、云上学习，还是码上管理、AI诊断、数字防疫，已成为疫情下生活、抗疫、复工须臾不可离的必需品。在疫情期间，数字化只是牛刀小试。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所有的商业元素必然朝着全面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对企业来说，数字化的价值是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是要对企业的人、货、场的整体重构。

　　数字化不是一个新课题，从技术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数字化是一个业务数字化的过程。就一般涵义而言，数字化指企业所有的商业要素通过企业自身以及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走向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的数字化运营，从而实现企业全面的数字化运营。数字化的核心是创新，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实现消费端和供给端全要素、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智能，建立企业智能运营和决策体系，持续推动企业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以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系统性风险，进而建构强大的新竞争优势。

　　就本质而言，数字化转型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数字化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数字化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创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由此形成商业周期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对于平抑眼下商业周期波动有着可预期的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也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春雷计划”无疑吹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号角。是故，探讨数字化转型比单纯讨论走出因新冠疫情而起的商业周期波动更具有意义，因为它关乎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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