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化之路仍很长

　　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像网红带货、云上旅游、线上买菜，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模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家把这样的时代称为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经济是人类生产函数的一场范式变革，是经济运行模式的一次形态重构。如何定义一个经济体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从学理逻辑看，就是形成了以数字产业化为动力主体、以产业数字化为融合实体的经济体系。从经济指标看，就是看数字是否成为创造经济增加值的核心生产要素。浙江省2019年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超过42%，全国也超过34%的水平，可以说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也表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基本成熟。

　　但是，我国数字经济的短板也是明显的。目前主要是解决产业数字化问题，通过数字给产业解决渠道、融资、信息传递等问题。当前，数据分析技术、数字科技创新、工业互联网、AI促进制造业创新等方面才起步，数字本身能够创造的价值还没有足够显现出来。原因是底层基础设施系统还没有解决好，比如，支撑数据交互、数据管理、数据治理等的基础平台做得不够，再比如，以5G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体系才刚起步，数字治理体系尚不健全，数字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仍处于探索初期。

　　认识二：数字经济创造了新就业，未来还要解决就业结构问题

　　这次疫情催生了AI训练师、AI陪聊师等新职业，加速了云办公、云教育等新业态的成长，创造出新岗位。正是这些新岗位和新业态的发展，能够让几亿人在疫情期间隔离在家，解决好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且没有出现重大社会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强大魅力，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奇迹。这次疫情让数字产业抓住了机遇，实现转危为机，实现拐点突破。特别是我国的数字产业利用这次契机，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传统生产、消费习惯，经过3个多月的适应，已经在虚拟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形成新的轨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数字经济会更加强大。

　　但是，新岗位和新业态主体上仍属于人和组织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迁移，从物理世界迁移到虚拟世界。这里虽有就业增量，但更多的是存量的流动。要解决好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关键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让智能制造业、数字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问题。比如，让大学生去三四线城市、去农村城镇，与一二线城市享受同等的社会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利用数据、物联网、互联网，平等利用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就业带动创业。

　　认识三：数字经济拉动部分消费需求，未来还应促进消费升级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作为外向依赖度很高的国家，要走出外向依赖，需要激活内需，而14亿人口又是世界上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最好市场。因此，数字经济是推进消费方式、刺激消费需求的良好方式和手段。

　　目前数字经济的主要贡献点就在消费业。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拉动了虚拟市场的消费，激发了网上市场的需求。但必须明确的是，线上需求与线下需求之间不是全部的互补关系，还有替代关系，大部分需求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而已，我们要认清楚哪些需求是增量，哪些是存量的流动。

　　我最关心的是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数字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大家自问一下：因为数字经济发展，我们的消费品质需求是否提高了？不见得。比如，相当一段时间内，电子商务的发展让假冒伪劣商品得以混杂其中，让市场陷入完全价格竞争的格局，网红经济又刺激了非理性消费的产生。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发展并未促进消费升级，反而影响了消费升级的步伐。

　　那么，什么时候数字经济能够真正促进消费升级呢？那就要看数字技术能否为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创新赋能。概括地说，目前数字经济的贡献还是以消费和渠道赋能为主，如果能够为供给侧提供强大赋能，推动全新的生产方式变革，数字经济在制造业的贡献潜力才能真正激发出来。

　　认识四：数字经济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高校培养要尊重需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意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国在生产要素市场制度改革的一座里程碑。很多人寄希望于数字要素市场能创造巨大的人才需求市场。

　　要理性地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角度看人才缺口。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轫是市场驱动的结果，不是政府行政指令的结果。当前全国各类高校都在培养数字人才，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人才培养要尊重企业长远发展的需求。

　　首先，不能忽视制造业人才培养。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制造业，制造业仍是根基。数字经济若离开制造业、农业与服务业而发展，其本身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下最紧迫的还是发展制造业。政府部门要尊重产业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不能一刀切。

　　（作者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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