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作出部署。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态势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是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的重要举措。需充分认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意义，做好充足准备，既要防止短期的风险，也要避免中长期的风险，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

　　高度重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约12%。通过全面参与全球化分工，我国制造业形成了难以复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群优势和物流网络体系，各类产业链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观察全球产业分工的位势变化，我国已从制造品装配的“世界工厂”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性枢纽，是新技术商业化、新产品产业化、新模式扩散化的有力推动者。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复杂分工格局，有力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一旦遭遇公共卫生危机等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也会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需高度重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短期来看，一方面要防范供应链风险。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或将导致特定产业链的停摆。我国既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国。今年以来，全球前十大制造业国家接连受到疫情冲击，加上国际运输网络梗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量断点。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并不同步，全球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要防范需求链风险。疫情对各国供应链的冲击，会通过消费、投资和生产等渠道影响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需求链。特别是因疫情影响，许多国家的工作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多，这将严重影响全球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的消费能力。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2019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四分之三为中间品和资本品，最终消费品只占四分之一。目前来看，国际生产和投资活动的收缩对我国外需市场产生的影响，在疫情发展后期可能还会超过全球终端消费需求放缓带来的影响，我们同样需要密切跟踪这方面的变化，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产业链跨境转移态势值得关注

　　中长期来看，我们更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还需关注产业链跨境转移的发展态势。

　　产业在地理维度上的变迁，就是各类要素资源空间重组配置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较为明显。这是产业链某个环节的转移，并不是成套的产业链转移，在这一趋势下，我国通过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也在不断巩固自身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以及此次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经济规律调整的进程，除了要素成本和分工效率之外，关税成本、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也成为跨国公司进行空间决策的重要考量。现实地看，我国制造业仍保持着较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虽然劳动力成本等的变化是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动力，但在被新技术渗透的生产流程中，其重要性有所下降，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配套能力、劳动者技能等成为跨国公司进行产业链布局的优先考量指标。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制造业能力仍处于上升通道，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优势难以被撼动。

　　特别是在遭受此次疫情冲击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能够维持必要生产和服务的重要能力，并且在短期内就快速恢复到常态化水平，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还要看到，全球产业链在中长期重构中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以往，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回流，更多是出于解决贸易逆差、国内就业、产业空心化等经济因素，但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而这一变化涉及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

　　需要注意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是渐进且平稳的，但非经济因素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则可能会呈现出快速突变的特征。对此，我们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充分准备。

　　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诸多因素交织影响，可能会使多年来处于扩张状态的全球生产网络趋向区域化、近岸化乃至本土化发展，我国需积极应对新情况和新变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提升稳定性、协同性和控制力上下功夫。

　　第一，拓展内需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全球购买力份额的相对变化，一直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位移的重要动力，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础。我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明显，有能力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规模化创新平台。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这些优势是任何跨国公司都难以忽视的。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关键是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在完善公共服务、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等方面下功夫，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剂”作用。

　　第二，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性。需要看到，传统的产业集群发生在50公里至100公里的范围内，基于此，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但是，信息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叠加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已经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不断扩大，形成了跨市跨省甚至跨国界的集群，各个环节在虚拟的平台和生产网络中实现分工协同和技术溢出。在这种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的条件下，各地应赋予营商环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切实畅通产业循环；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新情况新趋势，通过加强“新基建”创造新营商环境，以5G为平台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服务和物联网，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对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和协同性。

　　第三，培养优秀企业，提高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最重要主体，优秀的跨国公司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品牌影响力、要素聚合能力等，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的主导者。应该看到，优秀的企业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要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加大“补短板”力度，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促进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与此同时，可考虑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我国升级成为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