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1921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抓住反贫困这一主题，并将其融入、贯穿于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从刚成立时面对物质资料极度匮乏条件下反贫困的艰难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广义反贫困实现减贫事业翻天覆地，从改革开放时期逐步建立常态化反贫困工作机制实现减贫事业日新月异，到进入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完整演绎了把人民至上作为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和价值依归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反贫困，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减贫奇迹，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反贫困史。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减贫；历程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其核心要义就是把人民至上作为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和价值依归。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广大老百姓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开创性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伟大纲领来擘画小康之路，开辟了依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夺取中国反贫困全面胜利的新纪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国家动员减贫奠定了基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为解决温饱进而摆脱贫困提供了保障；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组织合力。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通过分步实施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战略、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等，逐步建立了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减贫重心实现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再到参与式的重大转变，中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减贫新征程，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减贫制度体系，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反贫困史，见证了党带领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不懈探索和辉煌历程，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让我们回望过去，更加坚定信仰信念，自信自觉；让我们远眺未来，更加敢于担当作为，开拓进取，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努力奋斗！

　　一、聚焦土地斗争推动反贫困（1921—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生产力极度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加之帝国主义肆意侵略、掠夺中国，封建主义贪婪剥削底层人民，中国人民大众赤贫化加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成为这个阶段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同时，时刻防范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打压遏制，这一阶段的反贫困实践明显具有与后期截然不同的表现和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工作的“艰难起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深刻认识到旧中国面临的贫困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造成的，正如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中国共产党清醒意识到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导致物质资料生产极度匮乏、生产方式极度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中国，无法摆脱贫困的困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因此，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贯穿这一阶段反贫困工作的主线，在辛亥革命失败与社会结构急剧波动的背景下，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推翻封建统治、消灭剥削制度，使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巨大革命潜力得到释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制度变革来实现反贫困的推进，唤起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一）通过开展土地斗争来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农民之所以贫穷,根源是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只有给贫困农民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占中国总人口数不足10%的地主和富农占据着中国50%以上的土地，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能共同占有极少部分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成为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明确：“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从1928年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土地斗争的路径方式，在不断吸收革命经验中曲折前行。1928年，湘赣边界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在井冈山《土地法》基础之上作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修改，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但保留自耕农的田地。此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贫苦农民相继于1931、1942和1947年进行了一系列土地斗争，探索了适合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与发展状况的土地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土地规章与法规。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第一个彻底的、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主张：“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分给缺乏财产的农民以及其他贫民”，并赓即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废除旧中国维持了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至此，土地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拥有了生产资料，农业产出得到了一定提升，农村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通过自力更生破解包夹封锁造成的贫困局面

　　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防共溶共限共”的包夹封锁，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坚持抗战，打破贫困局面，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自己动手”号召。[4]1940年，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了保证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5]此后，在1942到1943年，毛泽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鼓励号召广大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中央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路线。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生产大竞赛活动，在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环境下，实现了增产和丰收。可以说，在国民党统治封锁下，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视，让农民获得土地，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群众的贫困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反贫困事业的胜利。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反贫困取得的重要成果，既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结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贫困事业积累了大量经验：第一，聚焦土地斗争积累了反贫困的扎实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斗争入手，均等化全国土地资源，坚持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让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拥有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破除了持续几千年的贫困根源，完成了土地所有制变更，积累了深入推进反贫困的物质基础。第二，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这一阶段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反贫困工作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立自强推进反贫困的精神品格；始终坚持培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受到人民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能够使自己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反贫困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赢得决定性胜利。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反贫困（1949—1978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同步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群众开展反贫困工作，这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底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国家刚从战争中恢复，积贫积弱，贫困普遍存在，我们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全国人民都是扶贫对象。这个阶段，我们通过低水平福利普遍减缓贫困，各种农业基础设施、“五保”制度、民政制度、教育卫生医疗制度纷纷建立。总的来说，这也是扶贫工作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发展极度不平衡，东部地区仅12%的国土面积拥有70%的工业。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长期禁运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总体低下，大部分人民群众仍处于生存贫困状态。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通过持续推进反贫困工作，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强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目标。在该阶段，中国共产党仍然把继续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反贫困抓手，旨在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更为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1950年国家颁布《土地改革法》，明确农民拥有土地，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双重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1953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约有３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７亿亩土地。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作了探索。

　　（一）制定紧急救济计划和建立自上而下的民政救助体系

　　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实行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即“国家—单位保障制”，政府通过带有救济性质的措施对生活困难群体进行补贴，提供暂时性和补偿性的救助,侧重强调社会保障政策是对“不幸者的慈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指示，其后通过《1956—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落实了农村五保政策以及初级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民政部门通过设立专项资金以实物救济为主，对农村特困群体与受灾群众进行救助，救济对象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人抚养或赡养的五保户。

　　救济式扶贫方式契合了当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现实。截至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常年得到定期救济的人口达120多万，部分城市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口高达40%。据统计，1950—1954年间各级政府发放的救灾救济费将近10亿元，1955—1978年间则达到了22亿元。[6]这些救灾、救济款项主要解决临时生存需要，但也使绝大多数贫困户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

　　除了“输血式”救济外，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致力探索长远的“造血式”反贫运动，包括扩大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灌溉设施，在全国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等。[7]从反贫困成效来看，我国小学在校生规模从1949年的2439.1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5亿人；初中在校生规模从1949年的83.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4995.2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950年只有1.7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已经达到5.74年；平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7岁提高到1978年的65.6岁，[8]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反贫困实践在教育、健康领域的成效最为显著。

　　（二）致力于解决城镇职工失业问题

　　失业是造成规模性致贫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从妥善安置失业人员和积极开展就业培训以促进就业两个方面开展城镇工人失业救济,以保障城镇职工的基本生活，避免因失业致贫。首先，通过国有化运动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公有制企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雇佣了99%的城市劳动力，1958—1960年期间，全国净增职工2868万人，75%在工业部门就业，其中64%集中于重工业部门，以就业导向夯实了反贫困基础。[9]其次，设立基本生活资料的定量供应制度、充分就业制度、较为平等的工资分配制度。另外，企业福利的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城市工人的低工资，有效缩小了就业人口中的收入差距。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依据“劳资两利”的方针妥善安置失业人员以避免工厂、企业倒闭，产生更多的失业人员，并且鼓励工厂、企业积极发展生产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就业方针，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班，提高失业劳动者的政治文化水平和职业技术能力，促进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并增强他们自身抵御贫困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30年时间里，领导全国人民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展以社会救济为重点的反贫困工作。这一阶段的反贫困成果奠定了减贫的物质基础，也形成了重要的反贫困经验：第一，以社会稀缺资源占有和支配实现对社会保障的基本兜底。党和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粮油统购统销、教育统一录取、就业统一分配等一系列手段，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特别是这一阶段通过互助合作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确保农民能够维持生计，反贫困在农村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二，以稳住城镇就业基本盘为前提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仅与普通城镇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更与稳定发展的大局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居民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但城镇居民一旦失业，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就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工作重心聚焦到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上，以此实现对贫困诱因的阻断、减缓城镇极端贫困的发生，有效地防止了绝对贫困增加。

　　三、常态化反贫困工作机制逐步建立（1978—2012年）

　　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理念指引下，整个社会的活力被充分调动，生产力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同时容易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贫困人群和富裕人群占比都会提高，反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的反贫困主线，就是要缩小最低收入人群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时间，我国总体贫困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但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的反贫困成效与人民群众的诉求目标之间仍有不小差距。例如，从农村情况来看，1965年到1976年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仅增长了0.55元，增长非常缓慢；[10]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虽达到历史最高点，但却和1957年产量水平相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我国存在较大规模贫困人口”“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11]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开启了优化反贫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减贫扶贫的新征程。我国反贫困重心也开始从救济式到开发式，再到参与式的重大转变。

　　（一）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反贫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施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有效提高，充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确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出台了历史上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制度、劳务输出制度等，促进了农村经济超常规增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翻了三倍，从133.6元上升到397.6元，农村社会总产值从2038亿元增长至6340亿元，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1.25亿。此后，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不断推进农村反贫困事业，实现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快速减少。

　　（二）实施区域开发式反贫困战略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大部分贫困区域凭借其自身资源条件实现了脱贫，但西部多数区域受制于较差的自然禀赋，区域性集中连片贫困问题严重。1982年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应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12]1986年5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86年6月，党中央明确强调：“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各级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这种扶持应当着眼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民依靠科学技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能力。”[13]至此，全国各省地县三级扎实贯彻党中央部署，陆续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并确立了相应的扶贫职能。其后，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带和一批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得以划定，专项资金安排、优惠政策出台、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增强了各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从1986年到1993年，“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被列入国民经济“七五”发展计划，党中央扶贫战略政策着力突出“区域发展带动”和“开发式扶贫”。

　　（三）实施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用进入新世纪之前的7年时间，基本解决当时中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也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途径、主要形式等具体规定。[14]从1994年到2000年，党中央大幅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确保扶贫开发到村到户措施，建立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建立了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并推行教育卫生扶贫、科技扶贫、生态移民等多项扶贫举措，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8000万下降到3209万人，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四）实施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

　　2001年，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立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作为扶贫主战场，以15万个贫困村为扶贫对象，全面实施整村推进的参与式扶贫。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此扶贫开发政策与生活保障制度相互补充，正式形成“两轮驱动”扶贫战略。到2010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向消除贫困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2011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作为对上一阶段扶贫工作的补充。从2001年到2012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实施“一体两翼”减贫战略，在解决了大多数贫困群体温饱问题的同时，缓解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十一五”时期，重点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翻一番，从1723元增长至3273元，贫困人口减少了近4000万人，为我国减贫事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个阶段的反贫困工作，重要经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坚持形成减贫合力，统筹推进反贫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施了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区域开发式扶贫、综合性扶贫攻坚等，逐步建立了常态化的反贫困工作机制，坚持保障性政策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将政策兜底作为脱贫的基本保障，将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抓手，既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物质资料需要，又强调了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参与、融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形成减贫合力。第二，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在首先摆脱贫穷的基础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在此基础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正是由于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决战脱贫攻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2021年）

　　新时代打响脱贫攻坚战不是偶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实现了温饱，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但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现实因素的影响，无法摆脱贫困，生活仍然很困难。此外，尽管我们党逐步建立了常态化的反贫困工作机制，但每轮扶贫攻坚下来，都会剩下几千万当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贫困县也因为扶贫标准不断提高，不仅没有摘帽，而且数量在增加，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突出。如何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从2012年10月到2017年10月，党中央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实行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的双轨并行扶贫机制。提出了贯彻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及实践路径，明确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目标任务。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明确了目标任务，确定了基本方略，要求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强化保障措施。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下，反贫困制度安排从上而下，迅速落地落实。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及其说明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确定了新一轮定点扶贫结对关系，第一次实现了定点扶贫工作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提出构建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注重脱贫质量，坚决防止虚假脱贫。

　　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打响，一系列反贫困举措精准落地，致力于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推进贫困群众减贫脱贫：一是注重精准扶贫精神理念的宣传，将扶贫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等带到基层，带动农村地区创新创业和脱贫攻坚。[15]二是扶贫更扶智，解决贫困人口的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16]三是根据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培育能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实体，确保反贫困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二）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稳步攻坚克难

　　从2017年10月到2019年10月，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决战决胜贫困的信心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抓好落实，要求尽锐出战，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提高脱贫质量，加强作风能力建设，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2017年党中央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工作，为全国反贫困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到2018年底，我国完成870万贫困人口的搬迁建设任务，大部分搬迁人口实现脱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了8.5个百分点。[17]

　　（三）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从2019年10月到宣布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重要部署并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决战决胜、一鼓作气，绷紧弦加把劲，防止松劲懈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面脱贫带来的新挑战，党中央召开专题会议，全面总结脱贫攻坚成就，分析问题和困难，明确要求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疫情防控系统下脱贫攻坚的工作路径在于“特”“防”“长”，采取特殊政策实现“三区三州”等特困地区、特困人群脱贫，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2021年2月25日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年攻坚，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也是反贫困工作进入第二个百年的新起点。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此外，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破解相对贫困，开启反贫困新征程的新起点，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更需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愿景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贫困实践大气磅礴，脱贫攻坚的扶贫规模之大、脱贫力度之大、减贫成效之大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减贫提供了重要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三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四是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五是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六是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七是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这些重要经验，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反贫困史，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奋斗史，也是持续积累中国反贫困经验和取得巨大反贫困成就的辉煌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的全面胜利，彰显了我们党始终如一的为民情怀，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反映了中华民族始终顽强奋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百尺竿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决心。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史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密切相联。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致力于反贫困工作,通过长期艰辛奋斗取得反贫困重要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及人民群众积贫积弱的普遍贫困，党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围绕解决温饱问题进行反贫困实践探索，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缩小处于最低收入人群和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分步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逐步建立了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中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经过8年奋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事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进一步实现强起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指引。

　　[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3.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0.

　　[5]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33.

　　[6]崔乃夫.当代中国的民政[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67-68.

　　[7]朱小玲,陈俊.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2(5).

　　[8]王小林.新中国成立70年减贫经验及其对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的价值[J].劳动经济研究,2019(6).

　　[9]张明龙.我国就业政策的六十年变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0).

　　[10]张静如.中国当代社会史（第3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1]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6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40.

　　[1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科委关于考察大别山区汇报提纲的通知[A].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6(1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77.

　　[15]檀学文,李静.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深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7(9).

　　[16]王志章,韩佳丽.贫困地区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有效减贫吗?[J].中国软科学,2017(12).

　　[17]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2019-2-15.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本公共服务视域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体制机制研究”（20BJY161）。

　　[作者简介]蒲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总编辑、研究员；袁威，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