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动力基础，其逐步落实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坚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与推进共同富裕息息相关，发展共享经济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一方面，共享经济可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打造资源节约型经济形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带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共享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丰富财产性收入来源、带动更多自发的第三次分配行为，推动共享共赢成为社会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提升共同富裕的分配效率。

　　共享经济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共享经济是伴随数字互联技术变革而发展出的一种创新商业形态，具体指经济社会中的决策主体将包括资产、劳动力在内的闲置资源与其他决策主体进行共享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共享出行、共享住宿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让渡者的决策主体获取回报，其他决策主体通过分享让渡者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共享经济的本质是通过对闲置的碎片资源进行整合再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增加资源要素回报进而惠及要素所有者。其中，进行共享经济的决策主体既可以是微观层面的消费者、企业，亦可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通过再利用闲置资源、整合闲置资源、共享资源创新生产方式这三种机制来加强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首先，共享经济可通过再利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决策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必然会存在多投资的闲置资源，闲置资源具有低边际成本的特点，对其共享和利用是“变闲置为宝”，可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以共享住宿为例，闲置房间的短期出租再利用，既减少了资源浪费，也增加了资源所有者的要素回报，是个人与社会共赢、绿色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据统计，2019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规模已达225亿元，参与人数达2亿人次。伴随着决策主体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从个体消费者、企业再到产业，闲置资源利用规模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存在更大规模、更多种类、更广范围的潜在共享对象和更广阔的效率改进空间。共享经济通过为闲置资源提供交易市场，推动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度分离，进而切割消费、投资的最小单位，既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够提高资源使用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经济效率。

　　其次，共享经济可通过整合闲置资源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整合资源强调的是组合利用不同种类的闲置资源。产业间可通过共享来整合产业链上的闲置资源，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改进效率。在实践中，能否通过整合产业链上的资源实现效率改进，取决于产业间的固定关联，最为基础和普遍的关联是实现信息关联。信息流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分布并不均匀，更靠近产品市场的产业链环节掌握更多信息。因此，对产业链各环节中闲置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向灵敏生产、精益生产转型升级，助力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这既可以推进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相互协同，亦可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制造产业和服务产业之间的相互赋能。

　　最后，共享经济可通过共享资源创新生产方式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这里强调的是从无到有，通过开放共享孕育协同创新。以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作为无形资源，具有可复制、可传递、可叠加的特性，其实际使用度远非饱和，存在使用上的“闲置”。通过向各区域各企业提供开放服务，在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的同时，更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成为创新发展的助推器。这是数字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共享，通过开放资源，引导多元产业共创共享产业间资源融合应用方式，辐射带动关联产业的生产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协同创新。这种协同创新革新了人们对资源的认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共享经济可通过共享孕育创新，进而提高发展的协调性，促进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共享经济助力发展成果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共享经济秉持着共享共赢理念，其发展壮大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有助于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最终助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在初次分配中，共享经济有助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助力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首先，共享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追求开源节流，崇尚环保节约，低收入群体寻求充分就业，他们均会积极参与共享经济活动。其次，共享经济有助于带动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性收入增长。一方面，共享经济运用数字技术整合碎片需求形成规模市场，创造了大量熟练性劳动岗位，能够增加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共享经济融合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劳动力，在发挥规模效应的同时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从而带动劳动性收入增长。最后，共享经济增加了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财产性收入增速高于工资性收入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共享经济可通过创新业态破除乡村闲置资源创收壁垒、促进乡村闲置资源市场化流通，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

　　在第三次分配上，共享经济有助于推动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首先，共享共赢与第三次分配在理念上一脉相承。第三次分配是个人自愿、道德驱动的分配，共享经济亦是自愿参与，其充分发展是对第三次分配中共享理念的务实践行和生动注解。其次，共享经济为第三次分配的落地提供了切实路径。共享经济多从属于数字平台生态圈，享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和数据资源，具备联结优势和信息优势，可在带动公众和企业广泛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同时实现精准慈善。此外，共享经济平台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示范效应。比如，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公益新业态的兴起，催生了更多规范优质的公益项目，提高了公众参与热情，能够实现聚少成多、共享互助。

　　进一步促进共享经济发展

　　必须看到，当前共享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行业布局上以共享消费为主，共享制造还需进一步壮大；在区域布局上以共享城市居多，共享乡村有待培育；还存在平台企业垄断、劳动者保障不足、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因此，需要在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上规范、引导、鼓励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释放共享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

　　一是加强共享经济监管。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监管体系和治理体系，结合共享经济的发展规律，在规范引导中鼓励共享经济有序发展。

　　二是推进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如共享制造、共享乡村等。依托工业互联网和数字产业发展浪潮，加快产业共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有效载体，发力共享制造。同时，因地制宜创新共享经济模式，拓展共享乡村应用场景，赋能乡村振兴。

　　三是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部署共享经济的发展。针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主要难点、重大需求，引导共享经济有侧重地实现创新突破。

　　（作者：陈甬军，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余雯雯，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