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主题和历史进程，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根本走向和文明进步的标识。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世界各地都难免出现战争、暴乱、侵略、杀戮、资源枯竭等“人为性”地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和灾难，即使到了21世纪，仍然不能避免，对世界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引发了“世界怎么了”的普遍困惑。回顾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现代化似乎总是跳不出“既承载人类美好向往，又难免给世界带来灾难挑战”的“历史周期率”，甚至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和霸权霸主地位就是建立在破坏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虽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然而唯独不能忽略的是西方理论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误导。

　　逻辑误导

　　“现代化”的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及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用“现代化”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塑造了一幅“现代、文明”的世界形象，并借助新兴社会学科建构出一套世界现代化叙事体系，来影响新兴国家发展方向，进而达到掌控世界格局的目标。

　　这套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社会科学体系发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曾流行于世界，其基本逻辑是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人类文明的终极状态，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其产生的逻辑误导是追求现代化就要“西方化”，就要按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进行。而一旦按照西方逻辑来指导现代化就“悄无声息”地陷入了现代化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西方扩张势力及势力范围所及的“统治—权力”各种关系之中。

　　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经典批判：“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逻辑误导？

　　一方面，将“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基础从西方的经验抽象演变为一般性经验，从而造成误导。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虽然已经成为描述发展过程的一般代名词，但是在起源上来讲是从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理论，甚至是阶段性的成果。如果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现代化的过程就会成为一种悖论：现代化是一个使人过上好日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人日益贫困的过程。

　　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话语霸权标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从而造成误导。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和自我发展的过程，通过现代化发展逐渐告别传统社会，建立起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虽然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被认为是催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两次伟大革命，但不能由此类推“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由此类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标准误导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学者十分自信地认为，源自西方的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主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会成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界推出民主研究学术工程，和政界紧密合作对民主话语进行改造，将本来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竞争性议会政治、多党轮替、票选、制衡等特征，悄悄转化为民主的一般标准，通过持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渗透，在世界造成误导，让人们误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是民主模式，才符合现代化标准，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都不是民主国家。

　　为此，西方学界还制造出很多诸如转型国家、威权国家、半民主或部分民主国家等新鲜政治学词汇，意指这些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按照西方标准先进行政治改造，也为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所谓“理论支撑”。从实践看来，西方国家输出的民主实践，很多时候种下的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使无数生灵不得不承受西方标准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偏离了人们对现代化的真实期盼。事实上，虽然“民主”最早出现在西方，但就本质来讲是人类实现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工具形式，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如果将“民主化”作为现代化的标准，绝不是西方的民主标准，而应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程度及不同国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程度，才符合现代化的真正意蕴。

　　路径误导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么，这些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呢？西方学者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将现代化理论予以科学化，弱化其政治性，突出经济维度，凭借经济优势缝制“华丽外衣”，在“华丽外衣”上又镶嵌所谓自由、民主和文明的意识形态标签，将民主化、法治化和福利化演变成为一种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掩盖了西方现代化早期野蛮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人们在被“华丽外衣”吸引的同时，也难以招架住西方意识形态的诱惑，产生了一种逻辑幻觉：只要认真仿照欧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就能实现发达的现代化。殊不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贸易、资本为驱动，在其背后是国家暴力的后盾，接受西方理论的时刻就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柔性控制的时刻，会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逻辑简单平移照搬，不但导致国家进一步衰败，而且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西方，找不到摆脱“依附—从属”关系的出路。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思想、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输出掩盖了剥削支配世界的真实面目，既实现了追求世界规模利润的目的，又达到了追求全球性价值认同的效果，最终形成了一种以依赖意识形态作为世界现代化格局的支配机制，使寻求富强的后现代化国家陷入了西式观念和制度逻辑之中，也等于进入了自我殖民的铁笼，即使苦苦挣扎仍不得解脱。

　　因此，西方现代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不可重复的经验，基于西方经验得出的现代化理论是人类进步和发展不可普适的理论。通过对西方理论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反思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总是跳不出“相悖”的“历史周期率”，原因在于原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在逻辑、标准和路径等方面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误导。

　　人类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和现代化事业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上，这样的现代化首先规定了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实践标准和推动路径需要服务于这种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立足于这种文明新形态不断探索发展成型，抵达了新的历史方位，必将在文明的至高点上形成现代化新理论，创造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课题《“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GD21TW02-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