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2017年初提出“债务陷阱论”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智库接连不断地以此作为批评“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论调，近期又出现了“一带一路”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外交”的新一轮攻讦。这种不断唱衰“一带一路”倡议的论调呈波浪式反复，显然是基于非理性的分析结论，意在歪曲“一带一路”倡议理念，从而达到其制约“一带一路”发展的目的。

　　个别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对中国崛起非常不安，反复攻击的本质就是这种不安情绪的延伸。这些国家担心有更多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也对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感到焦虑。个别国际学术和智库机构出台的研究报告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缺少严谨论证。这些研究报告虽为片面之词，但是由于迎合了西方国家的某些需求，从而被一些国际媒体大肆报道渲染。

　　首先，“债务陷阱论”罔顾数据事实。从大环境看，在疫情影响下，全球债务总体规模体量持续上涨，债务结构性风险凸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债务GDP占比从2019年的37%上升至2020年的42%，负债对出口比率从2019年的126%上升至2020年的154%，债务指标普遍恶化，对全球各区域均有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自身债务的GDP占比也在持续上升，从2011年的23.4%到2020年的43.7%，而负债对出口比率到2020年则达到了205%，和2011年的70%相比，10年来增长193%，债务风险持续增大。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相关数据，2000年至2019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承诺1141项，总计金额达1530亿美元。然而，这占非洲整体债务的比重仍然较低。研究计算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对非洲的官方贷款存量约800亿美元，但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债务总额的21.9%。世界银行报告也显示，非洲国家整体外债结构依然延续了传统模式，大多是以多边金融机构贷款为主，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三。由此可见，非洲当前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问题是全球经济形势下滑和非洲自身发展问题的内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未来，债务风险上升将会是疫情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面临的问题，没有数据表明有哪一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因为中国贷款而陷入所谓的陷阱。

　　其次，“债务陷阱论”理论上站不住脚。“债务”本质是经济问题，一直以来，借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少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要素的强调重点不同，但都不能剔除资本的作用和影响，而外债是资本形成和提供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利用外部资金发展经济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资本问题的重要途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重要位置，通过借贷来发展经济本就是正常之举，片面强调或夸大债务的负面作用，忽略或有意避开它的必要性，使用所谓的债务陷阱说法，理论上就不通。实践中，债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均普遍存在，即便是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达国家，在其起步初期也是通过以外债为主要引资方式的模式来发展经济。例如，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日本以外债为主要引资方式，在1950年至1965年间引进外资4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仅占6%，外债占94%，这对日本经济腾飞的实现，对日本在60年代末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通过债权国，也通过国际组织或商业贷款等多种渠道来获取外部资金，通过债务-投资-促进增长的模式改善非洲经济，而这同时也必然会造成债务整体规模的扩大。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合理利用资本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能力，这就导致债务增长和债务风险同时扩大。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历史成因，将债务风险问题归咎于中国是不合理的。

　　除此之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从东道国实际发展需求出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薄弱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投资生产要素，能够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乘数效应”加速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譬如，2022年2月，“一带一路”标志项目——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全线最长隧道贯通，通车后交通成本将大幅降低。同月，蒙内铁路首列肯方独立班组值乘旅客列车也开始发车，蒙内铁路每年为肯尼亚经济增长贡献1.5个百分点，创造了近5万个工作岗位。肯方员工从事铁路运营工作，体现了项目改善民生、解决就业的目标和宗旨，其贡献之大不言而喻。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预期效益进行数字化分析后也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最高可达3.4%，全球增幅最高可达2.9%。非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每年达680亿至1080亿美元，而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恰好为东道国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根本不是什么“债务陷阱”，而是合作丰碑。

　　中国在非洲债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作出了很多努力，也初见成效。一方面，中国近10年来逐步摸索，对于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采取了包括债务免除、延长期限、降低利率和合作经营等多项措施，以减轻债务国偿债负担，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数据表明，中国近10年在非洲的贷款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已经开始关注非洲的债务问题，并逐步让资金流向经济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更强的借贷人。2019年，中国在非洲贷款流向的最大5个借贷国未出现债务危机或债务重组，这些国家也从未向中国申请减免债务。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努力与多边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并在国际框架下开展了多项暂缓偿债计划。截至2021年5月，中国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额超过13亿美元，目前为止是二十国集团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在2021年年底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中方也提出加强与非洲开发银行、非洲进出口银行以及西非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成为非洲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融资伙伴。

　　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根源上还是要助力其经济发展，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水平，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疫情后经济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也应共同携手，加强在国际债务治理上的协调合作。要以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为基础，选择“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远离“债务陷阱”之类的无稽之谈，为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提供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案。

　　（作者：刘倩，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