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至16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二次部长级会议。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于去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双方还商定将于今年年底前举行第三次会议。如此密集的会期和双方此次会后发表的长篇联合声明，似乎都在刻意展示美欧强化经贸和技术领域合作的意愿。然而，我们认为，虽然近期国际局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欧合流，但双方在联手表象下却暗含角力。

　　从本次TTC会议的内容和成果可以看出，美欧推进经贸技术领域合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技术标准领域的合作，即抢占新兴和关键技术的全球标准与规则制定权。在去年9月召开首次会议后，TTC设立了10个工作组，其中“技术标准工作组”位列首席。过去几个月，TTC在该工作组下又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致力于设计路线图，开发出用于评估和测算人工智能的可信赖度，以及管理由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的一整套工具。这套评级和管理标准一旦出台，将可能因其全球首创地位而在相关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成为美欧联手争夺未来人工智能体系领导地位的利器。美欧还将设立联合项目，合作研发提升隐私保护水平的技术，并就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和物流的影响开展联合研究。此外，TTC还新设了“美欧标准化信息战略机制”，主要任务是加强相关技术领域的交流，分享在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制定的相关信息。

　　二是在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方面加强协调、力争统一步调。这一部分内容在设计时主要着眼于防止尖端技术流向中国，但在俄乌冲突后，率先应用于协商对俄制裁并取得进展。美欧炮制了所谓“最佳实践”交流与分享机制，全面审视外国投资来源、产业类别和交易类型等。

　　三是在半导体、稀土、清洁能源产品等关键制造领域开展供应链合作。半导体是这一阶段的合作重点。TTC设立早期预警系统，以查找美欧半导体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点，并针对近期美欧各自宣布将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提出应加强磋商，防止出现产业补贴竞赛等建议。

　　此外，TTC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设立包含政府、工会和企业界三方的“贸易和劳工对话”，将保护劳工权益、反对强迫劳动和童工作为重要经济议题在各类协议和政策中体现。TTC还将成立专门小组，商讨美欧联合融资，促使第三国采用“更可信赖”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

　　从本质上看，TTC是一个“外向型”而非“内顾型”的机制。与过去失败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1998年）“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2007年）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2013年）等机制设计不同，TTC并非着眼于通过弥合美欧分歧从而实现更深程度的融合，而是要通过利益捆绑、合作应对外部挑战来增强双方在国际经贸和技术事务中的影响力。因而，TTC所体现出来的美欧协调远非美欧关系的全部。

　　实际上，TTC的机制设计中暗含美欧之间的角力。美国有意将TTC打造成牵引、利用他国实现自身“力量倍增”的工具。从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到劳工权益、“更可信赖”的ICT，TTC的议题绝大多数都反映了美国关心的经贸议程。美国还试图通过TTC限制欧盟的行动，如提出防止产业补贴恶性竞争。与此同时,欧盟也有自己的算盘。欧盟曾试图以TTC为平台，推动其“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成为数字监管的蓝本，遭到美国坚决抵制。此次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清晰写道，“充分尊重”美欧各自的监管自主、行政命令和法律框架。这表明在看似“协调”的背后，美欧均将坚持自己的行动自由。

　　面对美欧看似来势汹汹的经贸技术合作，我们应保持充分的战略自信和定力，积极展开对外沟通和磋商。在人工智能、5G、数字经济等领域，我国拥有明显的技术和规模优势，在相关领域的实践具有天然的辐射力。去年11月，我国正式实施全球最严《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对外交流中，我们应多渠道声明，隐私保护等是技术伦理问题而非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应由全球共同讨论。另外，我们还应增加政府官员与行业协会、技术专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确保对外磋商和谈判更好地代表我国技术发展和推广的需求。（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