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这些重要论述，敏锐把握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为我们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数字时代，数字赋能应用场景已成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智慧治理能力的突破口，是新时代我国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关键点。

　　提升数字素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数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基层社会治理涉及人、地、事、物、情、组织等诸多复杂要素，会产生海量数据信息，其治理难度与民众诉求交织叠加，这就需要运用现代技术力量，实时掌握和分析基层社会运行规律与需求、政府治理举措与成效、社会矛盾与风险，并进行可量化可观测的管理与回应。提升数字素养，增强干部队伍数字治理能力，有助于推动数字应用场景平台构建，帮助基层减负增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从而加快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相适应。

　　推进数字基建。近年来，伴随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以5G、云计算、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数字基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智慧社区、“雪亮工程”、网格化平台、“12345”政务热线、自助政务服务终端以及政务小程序等典型应用场景不断涌现，有效提升了社会治安与公共服务水平。数字基建能够带动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基层智慧治理拓展应用场景提供先决条件。一方面，街道社区依托平台、终端等综合性应用，围绕风险预警、服务找人、应急救援等领域，实现治安防控、交通出行、社会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等工作精准高效；另一方面，通过建构基于服务感知、风险识别、多元协作的交互式数据治理体系，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运用、安全可靠，以数字化平台实现立体感知、互动开放、全域协同、风险研判和科学决策，持续推进市域治理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强化数字协同。基层治理智能化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城市大脑”便是其典型代表。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城市大脑”形成了多系统集成、一体化监测、智能化预警、便民化服务、整体式发展，能全面推进“网络通、系统通、数据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强化数字协同，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城市大脑”建设平台设计，将大数据平台、目录链管理系统与政务服务热线大数据系统深度对接，推动智能感知技术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机制，建立网格化智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不同系统数据之间的转化兼容，最大限度发挥出数据资源协同效应，避免形成“数据孤岛”造成数据闲置；另一方面，要通过“城市大脑”为基层治理和公共生活所打造的数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卫生健康、社会治安等若干应用场景，提升数字化协同治理水平，充分整合更广泛的社会力量，集聚、吸引和激发更多的社会创新主体，进而形成更大的网络效应，加快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注重数字普惠。立足基础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化公共服务，是提升基层智慧治理能力的关键任务。应利用社会治理数据资源，优化调配公共资源，协调好多方利益。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民生问题，整合人力社保、不动产、税务、交通等民生数据，链接城市网格化管理数据，逐步实现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全口径汇聚。通过建立数据推送机制，将市民服务热线情况数据及分析结果推送至市级有关部门、各县区、街道及社区，为政府部门高效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基层治理不同维度和需要，发展普惠共享的数字公共服务。将数据资源向基层开放共享与集约化利用，通过对接政府各级政务服务平台，完善乡镇（街道）与政府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构建一体化城市预警感知系统，推动基层民生数据与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媒体和智能化终端数据的融合。同时，关注数字伦理问题，充分考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需求，避免产生“数字鸿沟”，推行适老化与无障碍服务渠道，不断促进基层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

　　保障数字安全。数字治理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中进行，才能化解安全风险。应划底线、立边界，建立健全相关法治体系和标准体系，严格执法和司法，加大普法力度，为数字治理安全有序发展提供保障。一是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继续完善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强化数字安全法律法规监管，为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比如，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强化系统安全保障、信息安全管理；完善数据交换规范、信息目录规范、服务提供规范、服务质量规范以及资源使用流程，深化对数据安全的精细化管理。二是加快推动数据开放共享的立法工作。应制定规范数据共享的专门立法，明确公私主体之间开放数据的规则以及人员信息、预警等数据在不同场景运用中的具体规定。三是谨慎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完善数字安全监测运维体系。围绕数据调取、共享共用等，建立权限管理、分级审批、使用痕迹记录、数据共享情况通报、日常安全教育、责任追查等相关环节，明确数据源安全、数据应用安全等领域安全要求，促进数字安全分类分级精细化管控与全周期管理。

　　总之，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真正以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构建起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全景图”，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与时代命题。

　　（作者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