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媒体日前报道，该国财长正与加拿大合作以“推动改革亚投行的管理框架”，方式则是扩大它们在亚投行治理机构中的话语权等，“确保亚投行具备一个多边组织应有的强有力管理”。换言之，澳方是想联合其他西方成员获取对亚投行的主导权，而与之前加拿大方面诬称“亚投行由中国操控”类似，现在它们编织的借口是要“避免亚投行被中国用于地缘政治目的”。

　　但事实上，从亚投行成立八年来的运营情况与治理结构来看，这些攻击抹黑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成立的初衷与宗旨从未改变，即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就内部治理和管理架构而言，亚投行参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设立完备的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根据“透明、公开、独立、问责”原则建立有效的银行监督和问责机制。亚投行在治理透明度方面的自信之处还在于：它在当今世界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中第一个将“公开、透明、择优”确立为管理层遴选的基本原则，并将之写入机构最高法律文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中。标普、惠誉、穆迪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八年来一直给予亚投行最高的AAA级信用评级，也是一个证明。另外，亚投行还与目前尚且不是成员的美国、日本保持合作，例如2022年7月，美国证监会在长达半年的审核后终于批准亚投行120亿美元的储架发行申请，这不仅为亚投行继续开展低成本融资提供了条件，也标志着全球最重要的证券监管机构之一对亚投行在融资领域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并保持高标准合规运营效能予以充分认可，从而顺势巩固了亚投行的国际资本市场顶级发行人地位。

　　尽管中国是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但西方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25%。在需要75%支持率的超级多数重大事项决策上，西方成员和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而且根据相关制度设计，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国及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投票权和基本投票权将不断被稀释。而中国早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就已反复强调，致力于提升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治理水平。例如，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就是为了保证普通参与主体的基本权益；在重大问题上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简单靠投票权决定的原则，即摒弃美日在世行和亚开行拥有的那种否决权，体现了亚投行治理结构的公平化和民主化。

　　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是衡量一个多边机构活力与透明度的最好证据。亚投行成立八年来共批准235个项目，支持了36个成员的交通、能源、城市发展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卫生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可以说是聚精会神为成员搞建设，一心一意为它们谋发展。如果说亚投行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融资供给能力与成员们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天量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对照亚投行实实在在的成绩以及世界银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等的客观公正评价，立即就能明白，加澳等国对亚投行的指指点点“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大可能是它们傲慢心态在失落之余的发酵，是一种“见不得中国好”的心理作祟。亚投行的成立，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国际社会提供金融公共产品，称得上是二战以来国际公共产品变迁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首次作为“看客”，目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牵头成立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多边金融机构。西方一些国家显然对此愈发焦虑担忧，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它们作为全球主要公共产品供给者地位的下降，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释放出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化的更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可。

　　站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视角来看，亚投行这些年来的工作实绩一再证明它是消除南北鸿沟的一支建设性力量。主要发达经济体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越来越吝啬，国际私人金融资本一向对那些投资周期长而预期收益低的基建领域不太感兴趣，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又恰恰是阻碍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大瓶颈。在此背景下，亚投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亟需的。

　　当然，摆在亚投行面前的任务清单确实很长，要协调109个成员把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打造成具有国际最高运营标准的公共产品，注定是一场长周期的运营能力大考。而领导个别西方“挑刺者”共同工作，不仅需要核心管理层展现高度敏锐的风险直觉和熟练驾驭风险的能力，还需要亚投行以经得起被质疑的自信和高效透明治理的国际化气质来解决与合作伙伴的分歧，进而形成合力，确保这个新兴多边金融机构聚焦发展与合作的基因永不改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