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呈现去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趋势

　　随着科技创新能力与国家实力、财富和安全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由此产生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问题。科技发展的地缘政治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影响和左右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受地缘政治因素裹挟的现象更加普遍，科技发展呈现去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趋势。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科技创新和应用更加强调本土化和自主化，分裂化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存在科技体系分裂化和碎片化的可能，某些领域的体系分化已经开始。

　　一方面，各主要经济体将科技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以此为重点重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注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许多重要的经济行业、技术领域和矿产资源，力图将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转移到本土或接近于本土的地方，并纷纷出台技术补贴和引导投资法案，以加速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化和自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些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替代脚步。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电池、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了产业布局和产能争夺，出台各项政策引导产业回流、鼓励技术研发和投资并强化限制性条件。在关键矿产和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大国加强地缘布局，资本争夺和资源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也呈加强趋势。在网络空天等新疆域，大国纷纷强化安全战略部署、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或出台了引导半导体芯片技术研发、产能布局和投资的法案或路线图。

　　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体系存在被人为分裂化的可能和倾向，部分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体系分化和碎片化。除了斩断中美之间的技术和产品流通渠道、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投资融资、对中国科研工作者封停创新工具、直接打压和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校等实体、大幅限制和切断双方科研合作等短期手段外，在长期政策上，美国更试图将科技政策同意识形态挂钩，同盟友联合制定标准、组建盟友经济圈。尽管美国政府的官方话术在2023年年初开始从“脱钩”向“去风险化”转变，但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实质并未改变。“去风险化”最早于2023年3月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提出，这一说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美国的迅速呼应和推广。在同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上，“去风险化”被正式写入峰会公报中，成为美国联合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纸面上定位同中国经济关系的框架性政策。

　　相比于欧盟国家更强调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和经济抗压能力，美国在使用“去风险化”一词时更多强调的实际上是“去中国化”，其本质上仍是站在战略竞争的角度，试图在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与遏制中国。2023年以来，美国除了继续制裁和打压中国互联网和通信企业等科技企业外，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美国更是加快了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方面同盟友协同对华的举措。包括日本、荷兰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为响应美国对华打压制裁，结合各自优势，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紧跟美国步伐，试图重塑全球技术和产业链格局，进一步加剧了科技体系的分化。

　　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明显增强

　　科技地缘政治化分裂的不仅是科技体系本身，还包括针对新兴科技进行监管和治理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大国围绕治理标准和规则的争夺使得科技治理体系存在进一步分化和分裂的可能。当前，一些大国正在数据规则、通信标准、太空标准等新一代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展开竞争。例如在人工智能治理和监管领域，欧美2023年以来频频发力，通过深化盟友协作、建立“统一战线”和打造标准制定“小圈子”的方式力推西方标准，谋求监管领域的主导权。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2023年以来欧盟相继发起了人工智能伦理讨论、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并主动寻求对外拓展，其于2023年6月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后，频频派出官员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商谈，竭力推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全球标准。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三方，终于在漫长谈判后，于布鲁塞尔当地时间2023年12月8日晚，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协议。这一法案将成为全球首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

　　科技地缘政治化趋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并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国家安全的融合度不断加深。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更是加剧了科技地缘政治化的发展。

　　新冠疫情使民族利益优先、本国利益至上情绪进一步蔓延到科技领域。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依靠“离岸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而疫情发生后世界供应链被打乱，各个国家发现在药物、医疗设备等方面不能过于依赖单一市场，否则在极端情况下会危及自身安全，因此提出供应链多元化和“近岸外包”。随着“去风险化”所涉及的技术和产业范围不断扩大，各国对外关闭或条件性开放国内市场的事件时有发生，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明显增强。此外，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一方面，西方国家在诸多科技领域推动对俄“脱钩”，制裁引起的科技封闭和全球科技版图碎片化的趋势持续深化，科学问题政治化和科学研究受政治胁迫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世界现象；另一方面，大量西方科技企业在冲突中选边站队，远离地缘政治冲突的互联网基础资源都成为制裁工具。

　　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趋势不仅增加了全球科技发展分裂化、碎片化的风险，推高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代价，而且也构成了全球科技协同发展和治理的障碍，影响全球问题的协同解决。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