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问题就备受关注，成为全球大趋势变迁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伴随后工业社会进程与现代数字智能的新发展，与以往相比，全球人口在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进而推动全球人口发展迎来重大变化。综合而言，当前全球人口在人口比例、年龄结构、生育率、城镇化、人口素质、人口迁徙流动、人口健康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并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特点。

　　第一，区域间人口增速差异明显，世界人口格局发生整体性转变。

　　2022年世界人口已超过80亿人，其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分别为东亚和东南亚（人口共2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9%）、中亚和南亚（人口共2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6%）。此后至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中心预计将从亚洲转向非洲。据预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左右出现整体性的人口负增长趋势，而且不仅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将进入人口负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不同程度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困扰，超前应对人口负增长将成为全球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议题之一。当然，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46个最不发达国家均属于世界上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将始终处于人口增长的趋势之中。此外，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全球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占总数的比例将持续增长，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22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16%。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与此同时，伴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大规模年轻人口的跨国迁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逐渐显现。再从人口性别结构上来看，世界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00年达峰值108.0后逐渐下降，到2021年为106.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较不发达国家的性别比始终高于较发达国家。

　　第二，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普遍降低，并将长期保持下行趋势。

　　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平均约为5.0；经历了1950年—1970年期间相对短暂的高位徘徊后开始持续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总和生育率开始稳定在2.5左右的水平上；到2015年降低至2.37，并逐渐接近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1）。此后，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将低于更替水平，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低生育率态势。全球范围内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导致多个国家人口构成呈现少子化加速的状态。从生育水平变动轨迹的区域差异上看，较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幅较小，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幅较大，并仍保持一定水平的下降趋势。全球低生育率现象大体上呈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明显趋势。据预测，至本世纪末，全球范围内总和生育率将降至略低于2.0的低生育水平阶段。预计2050年—2100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面临较大幅度的下降，欠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有可能缓慢小幅下降，而一些较发达地区将经历总和生育率徘徊波动并小幅回升的历程，最终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且有所波动。

　　第三，全球人口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世界人口集聚趋势进一步显现。

　　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从1950年25%的水平稳步攀升，到2020年达到50%左右；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占比将从2021年的56%上升至68%；此后的5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增速将逐步减缓，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将接近70%，未来城市化水平提升的空间相对较小。从全球人口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上看，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增速明显分化。1975年—2020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了四倍，约达3亿人，其绝对增幅与相对增长的比率都远高于高收入国家。据预测，从2020年到2070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数量增长幅度将达到76%，而中高收入国家的增幅仅为6%。据此可以认为，发达和较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稳定期或减速期。进一步从大城市及城市圈或城市带的发展进程来看，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在500万人—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从1950年的7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21个；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从1950年的1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30个，其中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坐落在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大城市的人口空间效应加速扩大，形成了辐射周边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口集聚进一步显现。

　　第四，全球范围内基础教育普及率提高，失学率降低，但在人口素质方面，国家间差异较为突出。

　　据预测，全球范围内，15岁至24岁青年的识字率将从2020年的92%上升至2030年的94%；6岁至17岁适龄儿童的失学率将从2017年的18%（2.65亿人）下降至2030年的14%（2.25亿人）。整体而言，高中失学率将维持下降趋势，小学和初中的失学率将与当前持平。以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其以降低失学率为目标的人口素质提升进程相对缓慢，受教育水平的性别鸿沟仍有可能持续扩大，这将进一步拉开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素质差距。此外，全球人口的受教育层级将影响国家间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差异性。高收入国家提升人力资本主要依赖于高中入学率的提升和全民健康状况改善；而低收入国家则主要停留在普及初等教育上，但国家层面健康水平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一定程度上不仅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而且也会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人口红利的有效释放。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从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转向提升人力资本现实收益，再到人口红利释放的实践机制，将成为国家间人口素质实力较量的关键要素。

　　第五，全球范围内人口迁移流动趋势明显，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集中化态势更为突出。

　　全球人口迁移总量从1970年的0.84亿人增加到2020年2.81亿人，同期，迁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2%提升至3.6%。从全球人口迁移的类型差异上看，国际人口迁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水平国家中，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共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超过5100万国际移民的熔炉型国家。国际人口迁出则主要发生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过去十年内出现了10个超过百万量级的人口净流出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与低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迁移总量较少且态势平稳。据预测，从202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迁入与迁出的总量因新冠疫情影响小幅下降之后，将继续保持稳定状态，迁移总量将呈现较为缓慢增长的态势。必须说明的是，我国正从乡土中国转型为迁徙中国，国内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接近1.55亿人。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流动亦呈现聚集趋势。预计2020年—2040年国内主要人口流动将集中发生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大湾区等区域发展共同体之中，表明我国地区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将更为明显。

　　第六，人类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人口健康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全球范围内慢性病流行趋势上升。

　　2022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1.71岁，比1990年提升7.72岁，预计到2100年有望升至82.06岁。必须指出，发达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整体上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并且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平均预期寿命仍有约6.67岁—7.14岁的较大差距，表明国家间健康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突出。此外，全球范围内，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谱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传染性疾病转为因以年龄增长、身体器官老化等因素为主的退行性疾病和人为性疾病。2000年，全球人口死因超过六成来自慢性病，另有三成左右来自传染病、孕产妇和围产期死亡以及营养状况匮乏；至2019年，慢性病死亡增加与传染性疾病死亡减少同步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逐渐替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的主要死亡原因。可以认为，下一步消除国家间健康不平等将是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同时，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及平均预期寿命提升也将有赖于减缓衰老和健康管理等积极老龄化的行动实践。

　　此外，新特点还包括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世界人口红利模式亟待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少数族裔规模和占比迅速扩大，全球人口的文化结构趋向多元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