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这里，有太多创新创业的故事(深度观察)

　　1980年—2020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蓬勃生长的40年。

　　40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40年间，深圳经济特区发挥着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深圳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改变。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倾听一些在深圳长期工作生活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受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老渔民邓锦辉——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生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处处是工地，村民们跑运输、做加工……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

　　夏日炎炎，海风阵阵。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泥塘呢！”见到渔民村的老渔民邓锦辉，是在村里古色古香的“渔人码头”文化室，他正和五六位老人悠闲地喝茶、读报、看书。“现在村里年年有分红、家家有产业，大家在‘物质小康’之后，都在追求‘精神小康’了。”说起文化室，担任渔民村居委会副主任的邓锦辉颇为自豪。

　　走出文化室，漫步于0.25平方公里的渔民村，记者找不到一点小渔村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高楼、清洁宽阔的水泥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昔日荒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62岁的邓锦辉肤色黝黑、身体结实，看着显年轻，“你以为我有多老？我比特区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他哈哈大笑。

　　说话间，邓锦辉带着记者来到位于渔民村社区的家中，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宽敞舒适，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记者试图寻找一些渔民生活的痕迹，一无所获。“现在除了周末钓钓鱼，生活里几乎没有‘渔民’的影子了。”邓锦辉说。

　　邓锦辉搬过多次家。他回忆道：“每搬一次家，生活都是一次大变样。”

　　改革开放前，邓锦辉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住的是土墙瓦房，过着海上漂泊的日子。“出一次海至少半个月，吃住都在船上。”邓锦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他总想，这大概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了。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渔民村的春天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处处是工地，村民们也从中觅得商机，渔民村迅速组建起自己的船队和车队搞运输。“现在的深圳国贸大厦、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很多砖瓦、沙石都是我们运过去的，我们是一天天看着深圳长高。”邓锦辉骄傲地说。

　　虽然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运输，但市场供不应求。依靠自己的船队，村民们从中山运砖头来深圳卖，一船能装两万多块砖，能挣几千元。

　　“那时候，经常要干到凌晨2点甚至通宵，大家抢着干活，不把当天任务完成没人下班。”邓锦辉说，他的妻子在村里珠宝厂上班，把一个个小珠子小亮片穿起来，做成装饰品运到香港卖。“虽然苦点累点，但两口子一起努力，感觉日子特别有奔头。”

　　跑运输、做加工……20世纪80年代初，邓锦辉夫妻二人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著名的“万元户村”。次年，村里统一盖起30多幢二层小洋楼，邓锦辉家也分到了一幢。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样样都有，地板是大理石的，水绿水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台大音响，可以唱卡拉OK，当时村里好多人都跑到我家来唱歌。”邓锦辉觉得，那是祖祖辈辈都没过上的好日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985年，村里集资建成了7层高的工业大楼，制衣厂、表带厂相继入驻；1992年，村集体成立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人人可以获得分红；2004年，旧村改造完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取代了老旧的“握手楼”和“拥抱楼”，邓锦辉搬进了现在的房子中。

　　对渔民村村民来说，2012年12月8日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渔民村。“在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渔民村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大台阶！”邓锦辉说，近几年，村里重新装修了430平方米的老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让村民老有所养，还成立了粤剧队，开展邻里节、渔乐节等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里人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总书记能再来渔民村，看看今天村里的新变化。”

　　“经济发展了，我们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合计，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就办了个渔乐节。”邓锦辉说，渔乐节一次大概两小时，跳舞、唱歌等节目都由村民们自己出，大家都想露一手，在一起排练、演出其乐融融。

　　“渔村一派时尚景象，绿荫通幽处，小区人气旺，举村喜气扬，赞扬改革开放……”渔丰实业公司一间办公室里，传出这样一首悠扬的粤语小调，这首小调就是几位村民为今年渔乐节准备的。如今的渔民村，村集体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0万元增长到4.8亿元。“渔民村正计划对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进行全方位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做贡献。”邓锦辉说。

　　“海上飘零”“翻身解放”“春到渔村”……蜿蜒350多米的渔民村文化长廊里，一幅幅精美的青铜浮雕记录了今昔变迁。从渔民村向西北方望去，京基100大厦等许多深圳标志性建筑耸入云霄。

　　打工妹戚卓——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力量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见到戚卓，是在深圳电视台“都市调查”栏目录制时。专业的分析、缜密的逻辑、从容的谈吐，让人很难将她与20年前的打工妹联系在一起。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坐在记者对面的戚卓，眼神里透出从容与自信。

　　戚卓与深圳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亲在深圳打工，常说起深圳发展速度、温暖的大海、世界之窗……从那时起，这些点点滴滴就刻在戚卓的心里，到经济特区去，成为戚卓心中的向往。

　　2000年，这个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女孩一路南下，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经济特区。刚到深圳的她，在北郊公明镇的创维电子城找到了工作，“印象中厂区很大，一进来就看到很多身着蓝装的工友，都很年轻、有活力，来自全国各地，为了各自的梦想打拼。”戚卓说。

　　就这样，戚卓在创维集团电视机厂有了第一份工作——生产部统计员。每天，她要跟进生产计划表，在插件、机芯、整机等不同工段之间进行协调，满车间跑上跑下。

　　虽然对打工生活的艰辛有心理准备，可让戚卓没想到的是，上岗第一天就忙到晚上11点。“在老家，大家晚上10点就休息了，可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精神抖擞。”戚卓说，厂里会给加班到夜里的人发加餐券，可以领牛奶和面包。“那段时间，大家相互鼓励着。晚上碰到加班的同事，都会相视一笑，说‘一起去领券吧’。”

　　“老家的日子很安逸，但我更喜欢经济特区的氛围，来深圳就为拼一拼！”戚卓说。

　　“记得当时一个新项目启动，工艺图绘制工作需要有人兼职承担，我下了班连饭都没吃，就去镇上买了一本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教材，一边自学一边做。”戚卓记得，那时候经常和办公室一位来自江西的同事“比赛”，看谁晚上在办公室留得更久、学到的东西更多。

　　“在深圳，企业普遍提倡内部选拔和招聘，只要你努力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机会。”戚卓说。

　　由于表现出色，创维集团成立品牌部时，戚卓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集团总部工作。从郊区来到摩天大楼林立的市区，这段路，戚卓走了3年。深南大道、地王广场、华强北……这些曾令她艳羡的景观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繁忙工作之余，戚卓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2012年，一次偶然机会，她参加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体验式沙龙，受到很大触动，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心生向往，开始着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学习相关知识。

　　那时，已经34岁的戚卓没有任何心理学基础，她能行吗？

　　“最初我也很犹豫，觉得自己早过了学习的年龄，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既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职场资深人士，大家的相互鼓励让我燃起信心。”戚卓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只要有空余时间，她都会约朋友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深圳的图书馆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学习充电，来晚了就会找不到座位，只能‘转战’咖啡馆和书吧，正是这种氛围激励你去学习。”戚卓说。

　　2014年，36岁的戚卓决定，离开创维集团，挑战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看到这座城市在改变中进步，身边朋友在改变中成长，我也想改变一下。”戚卓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除了要取得资格证外，还得经历长期的实习锻炼。2016年，她进入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开始实习。然而，实习非但没有工资，还得“倒贴”学费。

　　“前半年的实习期，各类理论学习、接受培训的费用加在一起，我一共花了近两万元。由于还没达到签约条件，后半年的实习期，我给自己加大了学习和培训强度，又花了三四万元。”戚卓说，尽管那段时间经济压力和学习压力都很大，但她还是坚定地往前冲。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戚卓通过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考核，正式成为签约心理咨询师，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崭新一幕。“在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竞争激烈的深圳，有很多人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戚卓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工作。

　　戚卓喜欢骑车去深圳湾公园，沿着滨海栈道骑行，凉爽的海风吹过，视野中的大厦高耸入云，近处的公园草木葱郁，让戚卓更加热爱这座城市。“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我还是想不断奔跑，因为深圳的活力、朝气给我力量，让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创业者周剑——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梦想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见到周剑之前，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机器人爸爸”和他的优必选科技公司，记者已是耳熟能详：2016年央视春晚上，优必选的540台Alpha机器人集体起舞；2018年央视春晚开场表演，24只Jimu机器狗惊艳亮相；2019年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6台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与明星们同台竞技。来到优必选，记者很期待见到更新奇的机器人产品。

　　“这是优必选的第一个机器人样机，技术上没问题，但在量产前连续开了四次模，都失败了，仅这一项就耗资千万元。”刚见面，周剑向记者展示的却是他创业之初的“痛”。在公司初创期，这样的失败打击几乎让优必选垮掉。“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这次创业前，周剑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他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期间就获得首届德国迈克威力最高奖学金赴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被迈克威力集团收至麾下，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周剑仅用四年就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大区经理。2002年，周剑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开设工厂，为迈克威力等厂商定制生产设备，利润非常可观，他开始在深圳购置房产。

　　2008年，一次参加国外机器人展会的经历，给周剑的人生带来转折。这次展会上，一台可以模拟各种动作的人形机器人引起周剑的好奇心。他想买，但外商非但不卖，甚至都不让靠近看。这让周剑心中格外难受，他暗下决心，在深圳开始机器人项目创业历程，“看都不让看，那我就一定要做得比你好！”

　　研发人形机器人一直是机器人学者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梦想。凭着一腔热情闯入机器人行业的周剑发现，这次创业的难度超乎想象。很快，2000万元被周剑全部花完。

　　“当时不懂融资，都是靠自己借钱、押房子去筹措资金，走着走着，发现钱根本不够用，只能卖房子。”从2010年到2012年，周剑靠借钱和卖房子支撑机器人项目运转，投入大却不见任何收益。

　　卖掉第一套房子时，周剑没有多心疼，但父母觉得不对劲了。“爸妈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靠退休工资生活，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么折腾就是不务正业，现在居然还要卖房子，更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来自父母和工厂合伙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纷纷劝说周剑放弃机器人项目，但周剑仍然坚持，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把工厂的股份卖掉，并将自己在深圳购置的房产和轿车全部卖掉，筹措资金投入机器人项目。年迈的父母见儿子不听劝，一气之下离开深圳回了上海。

　　“2012年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时，感觉非常糟糕，资金上陷入困境，还要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周剑说。

　　“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周剑说，“深圳的机器人项目创业团队非常支持我，大家一致认为项目已经有眉目了，这时停下来太可惜了。于是我们坚持了下来。”

　　2012年3月31日，优必选科技公司在深圳南山区的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大楼成立，周剑重整行装再出发。当年秋天，为了筹集资金，周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创投活动，出乎他意料的是，凭借开模才开到一半的样机，优必选就陆续拿到了2000万元的天使投资。“当时听到投资人说了一句温暖的话，‘你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我还怕什么呢？’”周剑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托举着他飞向梦想。

　　2015年，为了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周剑想把公司搬到南山智园，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租金优惠，但当时处于创业期的优必选，在纳税额等方面还不满足园区入驻条件。园区负责人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摸底”后，认为智能机器人正是深圳积极布局的“未来产业”，破格让优必选入驻。“在深圳，政府高度重视创新，不是靠发文件开大会，而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行动。”周剑说。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成就梦想的舞台上，优必选一直在加速奔跑：自主研发的伺服驱动器诞生了，成本降到进口产品的几十分之一；第一台机器人Alpha诞生了，教育机器人Jimu Robot、悟空、商用服务机器人Cruzr(克鲁泽)、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Walker等接踵而至……

　　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周剑喜欢透过办公室窗户向外远眺。几年前还是一片旧工业区的南山智园，如今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园，有众多创新企业进驻。周剑真切地感受到，一路走来，怀揣创新梦想的同行者正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