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组合拳”。这些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其影响不仅涉及美国国内，也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冲击。

　　眼下，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在增加，但美国国会两党尚未就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达成一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组合拳”，这些政策措施短期内避免了资金链断裂，抑制了恐慌情绪在金融市场蔓延，为大量失业人口和处于困境的各类企业和医疗体系提供了一定支持，使美国经济得到了暂时舒缓。但是，这些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其影响不仅涉及美国国内，也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冲击。由于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复工复产，经营活动停止和收入下降的压力有增无减，政策资源流入房地产等非目标领域的“漏出效应”明显，作为危机应急举措的政策工具效用将持续减弱。美政府向市场注入的资源在发挥减缓经济衰退方面的力量有限，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因为过度使用，负面作用将更为明显。

　　第一，美国政府向市场投入的资源以货币为主，并非创造价值，也没有凭空创造财富。尽管货币学派强调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影响经济发展，但过度的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运行无法同步，将带来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双重挑战。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不同，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困境并非虚拟经济泡沫破裂或是杠杆率过高，而是由于疫情造成的实体经济运行停止。项目开工率不足、投资活动停滞，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弱，向市场注入的货币难以通过商业活动和资金流转产生价值，无法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甚至难以弥补资金借贷的时间成本。

　　第二，作为应对危机的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常态化运行。在低利率背景下，货币政策调节资金供需关系的效力大大下降，犹如掉入陷阱，该现象被称为“流动性陷阱”。对于资金供给方，虽然由于利率下降，人们在储蓄无法获得利息而可能转向持有现金，但在已经近乎零利率的情况下，更多资金进入流通环节难度很大。反观资金需求方，以低融资成本为动力的借贷者很可能日后在利率上升后背上沉重包袱，在对未来利率大概率上升的预期下，当期借贷行为也会比较谨慎。

　　虽然美联储在市场恐慌情绪减弱后已经明显降低了购债规模，但其资产负债表仍在不断膨胀，在美国经济尚未触底之前可能难以进入“缩表”进程。美国国会尽管已经通过了总额高达2.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财政政策继续加码的可能性有所减弱。一方面，疫情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已经从预期变成现实，市场期待美国政府发更大的“红包”，来自各州、各行业的诉求更多，对已有方案救助“不公平”的指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放缓、财政收入快速下降情况下，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愈发突出，即便通过透支未来财富发债筹资，资金中也有相当比重用于偿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的债务本金和利息。

　　实际上，在通常为财政盈余的4月份，美联邦财政已经出现7379亿美元的赤字。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总结教训，加强了对金融业行为和风险的监管。但在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下，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多项条款和规则被修改，政府监管减弱。此次美联储使用的危机应对工具——企业债购买计划将改变市场的风险结构，降低美联储政策的独立性。

　　第三，尽管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实施单边主义政策，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向来不容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致使大量以逐利为目的的国际游资在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和生息举动之前撤离各国，流向美国。资本外流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此次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更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在疫情广泛冲击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能够暂时避免受到经济发展能力的打击。各国经济发展动力减弱，由汇率变动和风险损失增加造成的财富缩水都会减弱进口意愿和能力，对美国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和服务出口都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尽管从表面上看出现了美国历史最长的经济连续增长，以及创纪录的低失业率，但这些现象并非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仅靠美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就可以实现的。美国此次应对危机的超常规货币财政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巨大，需要各方协同应对。如果只考虑美国国内需求，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继续采取重新切割国际市场蛋糕的所谓“美国优先”模式，很可能引起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出现疫情封锁与高关税共同出现的现象。

　　目前，各国政府正在控制疫情扩散和维系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美国的危机应对措施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多元影响。其积极方面是降低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避免出现挤兑和美元荒对现有国际经济模式的破坏。消极方面是使各国为应对危机采取了类似的竞争性财政举措，但受财力和货币发行能力限制，难以持续复制美国的政策，对国际经贸合作与资金流动的结构性影响很大。在全球市场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利用政策优势地位创造的相对低风险环境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美国，美联储与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协定则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对美元的依赖。资金流出减弱了各国自美进口的能力，进而对产业链下游和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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