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金融监管制度化是一种稀缺的动态公共品资源，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为宏观政策在系统性风险出现之前提供预先敷设的时间缓冲区。过去几年，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下手早，一些重点风险领域、高风险金融机构以及重大金融风险专项的化解都在序贯意义上做到了较为合理的安排处置。尤其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差别打击所有国家的时候，审慎金融监管让我们感受到了预设制度缓冲区的优势。

　　过去几年，中央在国家范围对银行业风险现状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风险资产和存有隐患环节的经营活动施行紧急处置。2017-2020年我国处置银行业不良贷款超过之前12年总和，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20万亿元；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全网贷运营的P2P机构全部归零。这些措施使我国银行系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两类风险拨备资金都较好地落到了实处。

　　国家对超前风险处置的效果是明显的。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披露，我国金融杠杆率已经由2016年年底的峰值逐年下降，到2019年年底回落至2013年的水平。实体经济部门效果也非常显著，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160.4%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151.3%。赶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守住了大银行系金融体系的系统安全问题，为打赢新冠疫情的国家经济快速复苏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但是，审慎金融监管取得的成绩还主要限制在金融系统之内，虽然中国金融杠杆率过去几年已经大幅下降，但如果站在宏观经济整体可持续层面思考问题，宏观杠杆率，即经济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具有更重要的思考权重。社科院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1%，与全球杠杆率273.1%接近。“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绝大部分为国有经济性质，再加上即便是民营金融机构，最终也有一个政府救助问题，因此相关风险损失最终还是要由政府买单。”假定金融机构的80%都由政府来担保，那么，最终政府部门承担的金融资产风险为61.3%。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在银行系金融机构基本出清之后，有一部分被赶到了财税系金融机构。如果地方政府的财务负担过重，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资产投资将变得非常谨慎。如果我们的经济动力机制仍然是投资拉动型的话，中国经济很可能将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停滞。

　　当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存在且可持续的，但中国经济增长向适当较高速度赋能转型却存在一定疑问。一些悲观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虽然在全球处于平均水平，但比新兴经济体杠杆率的208.4%高出61.7个百分点。这其实不是问题。中国的债务结构和新兴经济体的债务结构不一样，而且我们处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点。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化，这个在世界范围看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品资源，应该站在前几年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思考审慎金融监管二次阶段的一些重大议题了。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发现，过去几年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更多是站在中国视角，以中国为原点观察世界的。新冠疫情让我们发现，以国别为单位的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大环境，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牢牢守住自己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更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思考。

　　一个兼具风险保障又能维持充分就业的高效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之一。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带来的数字商品流动性怎样示范试点，数字货币中央顶层账户系统怎样在成本节约的意义上超越低水平的OTC市场清结算方式，“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怎样在宏观货币调控意义上重新定义公开业务市场机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和世界新一轮增长面临的挑战性问题。（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