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扩张和人口规模的日益增长，提升城市风险治理水平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与古代城市相比，现代城市在物质空间、经济结构、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脆弱性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在增强。特别是各种内源性和偶发性的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给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以强化物质系统刚性为导向的风险防控理念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新的安全需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这无疑为下一步我国城市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因此，如何通过增强城市韧性进一步打造全链条风险防范体系，增强城市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是后疫情时期我国城市安全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加快制定并完善以韧性为核心的规划体系，增强城市的预见性和承载力

　　规划先行是全球城市安全发展的共识之举。大量事实表明，前瞻性的规划远比紧急性的应急响应更经济更有效。疫情危机再次证明了城市规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城市规划部门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承担起紧急调整公共资源分配方案的角色，尽快制定并完善以韧性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体系，确保在面对各种突发状况时，城市功能仍能正常运行。特别是要加强城市生命线工程和应急设施的统筹谋划和布局，尽快补齐水、电、气以及公共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短板，力争做到城市安全风险防范从亡羊补牢向未雨绸缪转变。

　　具体而言，要通过全域统筹和整体设计，加快构建多层级、全空间尺度的设施保障体系，增强区域之间的可达性和联动性，打造无缝隙的风险防范网络。以新一轮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和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大力释放生态空间，让绿色基础设施成为城市抵御各类灾害的缓冲器；另一方面，进一步依托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动城市更加安全和高效运营，提升城市的自我抵御和修复能力。

　　着力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和抵抗力

　　实践证明，基于多样化产业集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一座城市经济持续韧性的来源。疫情期间，多地经济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恢复力，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新兴产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产业链完备度不高，不少城市现有产业环节偏低端、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等，亟须构建功能互补、产业互动的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以此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和抵抗力。

　　因此，要加快培育以新产业、新消费和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与技术合作，打造职能优化的产业共同体，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区域内部产业的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延伸产业链上下游，从而弥补单一城市发展的短板，利用都市圈结构性潜能的释放来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的影响力。

　　全方位激发社会内生动能，加快形成多元防御格局

　　现代城市风险影响之广早已超出了城市能够独立承担的范畴，因此，必须加快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将党的领导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全民参与、多元共治的开放治理体系。

　　具体而言，要积极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政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企业在物资调度分配、社会生产能力组织以及市场化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优势，使企业在社会治理和安全风险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补位效应，通过政府购买和服务外包等形式，有序引导民间资本介入城市安全建设和灾后重建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灾后应急管理的重要协作者。大力创建公众防灾自助、互助、共助载体，积极拓展社会参与渠道，进一步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强化组织与技术的双重赋能，推动城市风险治理体系迭代升级

　　风险状态下，能否构建起高效运作的治理体系是城市存续的关键。因此，要进一步厘清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积极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应急管理体制，切实做到上下联动与部门协同，确保平时战时城市运行都能高效有序。

　　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切实实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尤其是要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为城市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推动数据集成共享。在与疫情的较量中，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继续适应信息时代要求，进一步消除数据壁垒，打造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的云城市、云社区等大数据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城市风险的预测、监控、指挥和处置水平。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系2021年度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2021DXXTZDDYKT113）、广州市委党校2021年度新型智库重大课题（DXZK2103A）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