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日前称，德国对中国的“天真已经结束”，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降低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依赖性”。他的这番言论在全球经济界乃至德国内部都引起不少人摇头叹息。德国政府历来以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和成熟性闻名，也因此赢得了全球经济界和企业界不少人士的好感和尊敬。然而德国政府近段时间针对中国经济的“脱钩”言论一再损害外界的这一印象。有德国金融界的朋友对笔者说，要和中国“脱钩”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天真”，是自讨苦吃。还有的企业主无奈地叹息：“我们最风光的日子是和中国市场合作的几十年，现在看，好日子要过去了。”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德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无论是大型制造业企业，还是数不清的中小企业，几乎都从中国市场上获得了丰厚回报。像制造业集中的巴登-符腾堡州和北威州，那些机械制造和纺织设备厂商，甚至是多达数百家的二手设备经销商，在中国市场都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近年来德国政界开始鼓吹与中国“脱钩”，产业链外移。一家在江苏设厂三十年、专门从事室外体育用品制造的德国企业主对笔者说：前几年德方计划把生产工厂搬到东南亚，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当地除了人工略为便宜以外，其它一切条件都不如中国，结果企业成本不降反升，决定还是继续在中国开发新的产品。有过这类经历和感慨的德国企业不在少数。他们对于德国政府的态度转变感到不解和困惑，特别是对德国政府如此反常地干预市场活动感到“吃惊”。德国政界对中国抱有偏见，这是德国企业家的共识。

　　德国政界对华态度的反常变化令人深思，但也有其内在逻辑。德国工业在二战以后迅速崛起，并很快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德国制造”成为德国崛起的招牌，德国马克也成为国际市场炙手可热的“硬通货”。这些成就和辉煌也让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享受到尊严和荣誉。但是，德国膨胀的经济政治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天花板”制约，这让德国政治精英很不舒服，却又无计可施。

　　德国在二战以后依然保留美国驻军，安全上受美国和北约的保护，德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带有“美国色彩”也不足为奇。不得不听命于美国，是德国无法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在华企业通过多年的经济人文交往和融合，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权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感同身受，对中德联系的不可分割程度理解很深。但是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后，德国政府很难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公正判断。

　　英国“脱欧”对德国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很有刺激性和吸引力，他们也有摆脱束缚进入一片更广阔天地的诉求。对德国工业产品来说，虽然欧洲是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中国市场意味着更强大的购买力和发展潜力。去看看江苏省太仓市德资工业园，作为德国企业界在中国最为成功的工业园区，数百家企业齐聚此地尝试各种合作创新，力图为企业发展开拓新的市场，让这片园区成为不少德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中心和产品销售的理想之都。

　　2021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450亿欧元，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以来，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搅动了市场稳定，给中德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也一度给德国企业在华信心造成一定冲击，但仍有超过半数的德国企业看好中国未来发展。疫情逐渐平稳后，市场信心迅速回升。许多德国企业家坚持认为，疫情只是阶段性现象，德国企业依然看好中国的稳定和预期。德国大型企业如大众、巴斯夫等继续加大对华投资，此外还有近三成德国中小企业决定实现生产“本地化”，以减少材料价格波动和市场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德国金融界对中国的银行交易业务，贸易融资发展潜力以及资本市场同样充满信心，不少金融精英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未来大有可为。

　　德国经济一直是欧洲经济的支柱。长期以来为支撑欧盟繁荣，德国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但随着俄乌冲突持久化，德国像“三明治”一样受到来自美国、欧洲和俄国的多重压力，德国政界感到力不从心，把怒气、怨气撒到中国头上。殊不知，这样做只会令德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就业形势雪上加霜，让德国经济陷入更大的麻烦。德国与西方过去数十年同中国保持紧密经济合作，经济大体一直能稳定保持低通胀、高发展。其“高通胀”几乎与同中国“脱钩”的宣传同时发生，这个事实难道还不具备说服力吗？

　　现在西方政界有一种极不正常的倾向，似乎在产业链上“依赖”中国是“危险”的、甚至是“罪过”，对这一点应当设法纠正。一个最简单的市场经济学原理是：哪里的市场稳定，购买力强，劳动力技术熟练，生产效率高，就“依赖”哪里，而不是“依赖”政治偏见选择市场。决定市场的，应当是市场主体，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政府官员。中国成为其他国家企业可以“信赖”和“依赖”的伙伴，这是中国人通过诚实守信、踏实肯干的行动挣来的。更何况，当今全球化本就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依赖程度深应是各国之“幸”而绝非“祸”。（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