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近日告诉媒体：东京每天都在辛苦地与北京打交道。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安全领域之外，日本在对华经贸领域也有意识地打出一套组合拳，将着力点放在“制度制衡”上，即在日本或美日或美日欧主导下，通过制度框架的构建，或与中国围绕同一议题形成制度间制衡，或与中国在同一制度框架内展开制度内制衡。目的就是要在对华经贸合作与竞争中，形成对华的制度优势，并以此为基础，获取制度性收益。

　　从日本的实践看，它一方面打着“经济+安保”的旗子，在策应美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积极扩大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IT设备及量子计算机等14个尖端科技领域强化与美欧等的合作，力求构建以美日或美日欧为主导的所谓“经贸新秩序”。

　　首先，日本积极与美欧等国共同建立尖端技术出口限制新框架，并力图在“印太”框架内构建美日澳印战略物资供应链。拜登执政后，十分注重借助同盟的力量，拉网式地推行制华、遏华政策，日本则积极配合美国的对华部署，甚至拟于2022年出台经济安保的所谓“关联法”，重点监控相关日企对华投资中的技术转移、高科技领域投资及市场新领域开发等。此外，日美同意共同开发6G，并在半导体和其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供应链方面展开合作，日本还牵头澳印两国共同构建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等。

　　日美在第三国加强基建合作方面将着力点主要放在完善有助于实现去碳化目标的发电设备和5G网络等新一代基础设施上，意在完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掌握主导权。如在5G领域，日美将为建成安全网络加强合作，还有望联手打造采用前沿信息通信技术的智能城市。而在“高质量基建”方面，日美拟联合向东南亚等地出口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并以去碳化为旗帜，将新一代蓄电池和氢能源整合进输电网络等等。

　　其次，日本积极与美澳共同倡导“蓝点网络”计划，试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形成制度间制衡。虽然日本政府近年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第三方市场合作”，但它频频使用“缺乏透明性和开放性”“‘一带一路’让对象国背负过多债务，损害对象国的财政健全性”之类的措辞来对合作设限。如它总不忘强调其合作方针是除谨慎选择合作项目外，还把确保对象国财政健全、开放性、透明性和经济合理性等列为必要条件。为此，日本与美澳于2019年共同提出“蓝点网络”计划，意图“彻底颠覆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格局”，构建一种类似餐厅米其林评级那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国际认证标准”。现阶段，“蓝点网络”不但强调要加强“透明度、可持续性、市场驱动导向”，还注重将所谓国际认证标准与“维护关于善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挂钩等。

　　最后，日本积极依托“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EPA及日英EPA，借以在高质量贸易规则方面发挥建章立制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快速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希冀在扩大对华贸易的同时，对华展开制度内制衡。

　　上述日本对华的种种言行，说到底就是日本对华认知仍没有真正理顺，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解决好中国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伙伴还是对手。日本自诩为西方国家，因此对中美“东升西降”引发的权力转移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进而导致东亚原有权力秩序失衡深感忧虑，并认为自己的“国际责任”是竭力稳定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就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它的对外政策布局实质上是以日美和日中这两组双边关系的相关性为基础，并随着日本的国家利益不断向全球延伸而形成一个多边联动的立体方程式。此外，相比中美两国，日本显然无力单纯运用权力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纯用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利益更不具现实性，唯有透过制度制衡，才能更有利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中日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表面的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复杂敏感，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冲击也远较美欧国家感受更为直观和强烈。两国的结构性复合安全困境势将长期存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